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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巴金对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取舍          
鸦片战争以后,法国作为认知对象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球,仅仅是西方众多国家集合体中十分微不足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中国人对法国的集中认识起讫于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这场战争的惨败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正确性,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纷纷关注西方的政治体制知识时,法国以其著名的大革命成为焦点,而后,法国逐渐以“民主之国”的形象在中国被传播和接受。[2]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1919年和1921年分别形成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法国的两次高潮,中国青年在法国开始了追求革命真理的征程。
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特别是19世纪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法国所特有的大革命精神和自由平等的文化底蕴,使这个国度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包容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到访者甚至是革命流亡者。法国的民主精神和自由平等的文化气息深深吸引着当时中国渴望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人,巴金在革命理想的鼓舞下,克服种种现实困难,毅然登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船,开始了客居他乡的孤苦求学和理想探寻的生涯。虽然巴金初到法国时饱尝身在异乡的凄凉之苦,可是当我们历数巴金与法国接触的众多历史事实时,就不难发现巴金和法国的情缘有多么深厚。
1927年1月,时年23岁的巴金第一次走出国门,踏上法国的土地,接触到区别于儒家传统的异质文化。巴金的远渡重洋并不是对年少时期的美好社会理想的逃避,而是进一步的求证和探寻。15岁的巴金读着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廖抗夫的《夜未央》成长起来,意气风发的他为了宣传自己的信仰,办过多种杂志,撰写过稚嫩但是饱含激情的诗歌等,可是巴金所崇尚的那种没有压迫、绝对平等的理想社会实际上远远超越了中国当时革命现实的需要。哪怕是在世界范围内,当克鲁泡特金这位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指导者离世以后,这种革命运动在很多国家都陷入了低迷的困境。可是巴金来到陌生的国度后,仍然很快就投身到营救国际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的运动之中。天物弄人,巴金带着学习经济专业的初衷以及探寻革命真理的内在需要,可是他不仅没有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成为坚定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而是成为影响中国文学界近一个世纪来的著名作家。或许是客居他乡的寂寞迫切需要排解,或许是法国浓郁的文学氛围深深地影响了他,巴金在法国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在卢梭精神的支撑下,在巴黎圣母院钟声的召唤下,巴金首先整理了在来法的游船上写下的《海行杂记》,而后才创作了极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小说《灭亡》。这次不到两年的短暂留法经历不甚顺利,但是确实对巴金的思想、人格发展乃至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法国文化对他的影响基本上在这一时期奠定的,在巴金百余年的漫漫人生旅程中始终深深地滋养着他的创作及思想的抉择与发展。但是巴金与法国的接触并非就此画上句号,后来他又对法国进行了时间十分仓促的两次回访,这两次回访巴金都是以官方文化使者的身份出使法国,这不仅在历史学和外交学意义上促进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巴金有机会重新审视这种在其青少年时无比向往和留恋的法国文化。

当巴金徜徉在熟悉而陌生的街巷里,回忆的思绪在这别样的时空里萦绕着,除了追忆似水的流年,巴金在面对法国这种不同文化的刺激时,他毋庸置疑地会反观和重新打量自我文化,而这种自我文化的反思直接折射出巴金对法国文化的独特审视视角,所以当历经世事颠簸的巴金反复陈述法国人民的友好之情时,实际上也蕴含着他对自我文化的无声言说。法国著名形象学家巴柔认为:“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一种‘舆论’)的层面上,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同样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自身、对我自己所处空间的补充和外延。我想言说他者(最常见的是由于专断和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3]123-124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沉淀,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趟过文化大革命的洪水,不同的心境察觉到法国文化的另外一些精神品质,如果说风华少年时巴金的注视焦点集中在法国的革命传统,那么在亲身经历和见证过新中国的成长历程之后,巴金重温故地时更多地体会到法国的人文关怀精神。
1979和1981年这两次出访期间巴金受到十分热情周到的款待,从过去的流落异国到现今的文化出使,社会身份和中国国力的改变使巴金不自觉地关注到或者是被展示出法国文化的优良层面。出入法国的文化产业的主要部门和场所、游历法国的著名历史文物景点,使巴金充分认识到法兰西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浓郁的文化气息。一种形象的形成往往与注视者接触这个实体世界的具体途径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折射定律,即不同的介质决定着物体的成像特点。在注视者文化和被注视者文化之间到底形成怎样的符指对应关系,其中注视者接受他者文化的中介确实是不可忽略的环节,直接影响着他对于这个形象的理解和阐释。纵览巴金与法国的具体联系事实,显而易见巴金接触法国文化的层面不仅十分丰富,而且接受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首先,青年巴金留学法国期间积极参加法国的各种革命运动,身体力行地领略法国的革命传统。巴金不仅曾经先后两次分别参加营救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杜鲁底、阿斯加索、何威尔和国际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萨柯和凡宰特,而且还到巴黎巴斯底广场,参加法国群众庆祝纪念捣毁巴斯底狱的纪念活动,在这些革命活动中巴金不仅深入领悟了一些相关的革命理论,真切体会到法国的革命氛围,而且对国内的革命形势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正确的判断。其次,在关注异国形象时,作为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连接处,较早接触某一异国文化的注视者无疑会影响后来注视者的观察角度甚至左右到他们的视野范围。例如,巴金之所以是以左拉为切入点接触法国文学,是因为同巴金留学法国的一位山西籍的留学生岳煐是一个戏迷,曾经在看望巴金时,为他津津有味地描述了巴黎舞台上演出的戏剧故事,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左拉《小酒店》的故事内容。或许是先入为主的原因,在巴金的一生中对左拉的小说和创作方式都十分偏爱。再次,巴金通过阅读很多法国的文学作品和其他思想理论著作,进一步了解法国的文学精神。巴金在留学法国期间大部分精力集中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此书主要探讨人类伦理学的发展历史,是一部知识相当渊博的学术著作,书中内容涉及到《圣经》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思想观点,他为了翻译这本巨著,埋头去啃那些欧洲古典哲学和宗教书籍。另外,巴金在即将离开法国之时,阅读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他由巴黎到达马赛,因海员罢工而在此滞留了二十天,住在海滨的美景旅馆,整天地阅读左拉的小说和看电影消磨时间。
另外,巴金早期在法国的居住环境也拘囿了他对法国文化的认识和阐释。巴金初到巴黎旅居的旅店与塞纳河相邻,河上有好几座桥通向对岸的西岱岛,巴黎圣母院就在这座岛上,而且巴金住处到达巴黎圣母院的路途上会经过龚赛榭怿(Conciergerie)监狱。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这里曾关押过许多风云人物,路易十六王后、丹东、罗伯斯庇尔、刺杀马拉的歌代姑娘都在这里关押过。[5]在巴黎圣母院钟声的日夜陪伴下,巴金下意识里已经将法国视为基督教文化十分浓厚的国度,高旭东和贾蕾等著名的巴金研究者已经深入透彻地分析出巴金所受到的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除此以外,这样的居住环境也直接引导了巴金对于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关注,并且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巴金的视域从无政府主义到法国民主革命传统的转变,其实并非事出偶然。1927年7月下旬或是8月初,巴金因肺病加重,离开了那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搬到曾经是法国著名寓言家拉·封丹的出生地的小城沙多-吉里休养,在远离尘嚣的小城里巴金充分接触到法国最普通的下层人民,于是这一小部分人的艰辛的生活现状和他们(包括后来两次回访时对巴金热情招待的那些法国人)对待巴金的友好态度,无疑会成为巴金认识法国人民的源泉,把偶然当成必然,这就是不同文化交流以及想象异国时难以避免的思维怪圈。最后一个途径也是在不同文化交流和异国形象的形成过程中比较普遍的方式,那就是参观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些犹如盆景的文物名胜会为注视者呈现一个好像装在画框中的实体世界,注视者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于他者形象的制造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