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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后期,德国经济现代化出现跳跃式的快速发展,其内在动力和深层原因何在?迄今讨论的许多因素,例如政治的统一、科技的进步、战胜法国所掠得的胜利果实以及德国银行业的特殊作用等,为德国经济发展的迅速提供了解释,但是德国的大工业怎么建立起来的,怎么在世界市场上崛起的,特别是德国工业大发展时期恰好是处在1873/1896年这一世界经济长波振幅的大萧条时期。而德国却似乎未象英、法那样受“大萧条”的影响,反以惊人的进步超过英、法这两个老牌的头等工业国,其内在原因是什么?我以为这需要从德国特殊的普鲁士现代化道路中去寻找。那么,德国现代化赶超道路的特殊之处表现在哪里呢?本文认为,作为后进的发展中的国家,面临迫在眉睫的殖民化威胁和被边缘化的困境,已经不允许德国在采用英国依靠市场机制的渐进发展模式,象蜗牛爬行地追赶,而是不得不被迫选择与英法不同的发展道路,依靠国家的力量走跳跃式赶超的道路,在对英国的制度引进的同时,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制度创新。由于德国工业发展缓慢,资产阶级发育不良,因此德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掌握在旧统治势力,即容克地主的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手中。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天生软弱,无法主导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向逐渐演变的旧势力提供了先进的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指导。因此,由于德国现代化领导者的错位,使得德国在现代化赶超的道路选择和建设上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在具有本国特色的理论创新的指导下,旧势力进化为资产阶级,因此产生了具体做法上与英法美等非常不同的独特或者创新之处。客观地说,德国的现代化赶超发展模式具有二重性,即既具有适合快速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劣根性。

一、资产阶级的理论创新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最理想的。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将国家的经济职能限制在很小范围,把经济发展在“自然趋势”作用下可实现部门之间“自然均衡”奉为信条。认为国家任何形式的经济干预都会使“自然趋势”遭到破坏,妨碍资本和劳动最佳配置,降低效率。李斯特则强调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突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李斯特将国家的地位与作用贯穿《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全书。其它诸如生产力理论,贸易保护与发展工业理论都以国家干预为前提。因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些人不顾他人而过度追求私利的行为,会损害国家利益。为防止、克服这些矛盾,国家就不得不对私人事业行使权力加以限制。经济过程越复杂,越需要国家通过经济立法和行政制度进行干预。如果任凭“自然趋势”只能使德国幼稚工业受到强大竞争者的摧残。李斯特认识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不一致,并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相对于斯密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无须政府干预的观点,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上是一个进步。李斯特经济学并不完全地反对自由主义,他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政治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和法律;合理的国家行政管理和对外政策;尤其是需要国家的团结和权力的支持;个人生产力、个人财富与政治制度以及国家的实力紧密相关。所以,在李斯特经济学中,国家干预是在民营企业基础上的干预,国家的任务并不是过问、束缚私人事业,越俎代庖,而是引导个人投资于国家需要的、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一点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中得到了证实,所以,许多学者认为,东亚的成功可以说是李斯特经济学的成功,也是普鲁士德国现代化道路的延伸。李斯特的理论为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所欢迎,但却不能为当时掌权的普鲁士容克地主所容忍。1825年,李斯特因抨击财政,被迫流亡美国。在那里,美国经济学家汉密尔顿关于保护贸易的一般观点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李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汉密尔顿的这些观点,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对汉密尔顿保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美国经济生活的实际同样给李斯特以强烈的震撼,加强了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李斯特流亡美国期间正值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日益升级之时,他不但亲眼看到了美国新兴工业在保护政策庇佑下的蓬勃发展,而且亲身参与了关于美国是否应实行保护关税的笔战。1827年,李斯特以致美国一个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的十二封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理论,针锋相对地反对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信条。总之,李斯特主张的保护政策是相当有政策艺术的。关键是政策如何掌握。李斯特所主张的是一种有区别、有节制、循序渐进的保护政策。它既想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府行政干预手段,建立起有效的工业保护机制,以免幼稚的本国工业被强大的外国竞争者扼杀,又不愿让本国企业家永远躲在高额保护关税筑起的温室里,逐渐丧失激励企业进步和发展的竞争意志。李斯特的主张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蕴藏着相当深刻的辩证哲理,对于今天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发展独立自主经济,仍具有许多启发意义。这是贯穿李斯特保护关税思想的精髓。李斯特指出,如果按照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办,落后的德国当时就不应当发展民族工业,而只应当发挥自然禀赋为英国提供森林(木材)、煤炭和粗加工品。李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密的这种主张不是一种理论,而是英国的一种世界政策或“战略”,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德国一类国家永远处在工业落后的初级产品供给国地位上。李斯特还提出了走工农业并举的前进道路和以工业促进农业的思想,相当准确地揭示了工业和农业的辩证关系,是符合德国现代化进程实际要求的。在农业国自主建立和发展工业的途径,从理论上回答了德国现代化道路方向的问题。李斯特学说的创新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其一,李斯特首先从后起国角度研究了国家工业化的基本逻辑,并首先提出了对几乎所有后起国家影响都相当深远的所谓幼小产业保护论。虽然李斯特学说的创新性主要集中于贸易保护问题上,但正是他所揭示的先进国家与后起国家在贸易上的利益冲突,才使得如何理解处于国际竞争之中的国家经济利益显得从未有过的重要。其二,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李斯特率先强调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将国家利益明确列为能够引导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李斯特那里,人们看到的已不是自由放任表象遮掩之下似乎有些暧昧的国家,而是一个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施以直接影响并直接宣扬自己利益的国家。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影响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直接的不容讳言的重要因素。其三,李斯特学说奠定了从后起国立场分析和研究国际经济关系和工业化问题的基础。从此,由于国家利益观和立场的不同,导致了有关国际经济理论和政策持续百年的各式各样的争论乃至对立,如所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重建国际经济秩序说和进口替代战略等,无不是从后起国立场审视工业化中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果。李斯特经济学说对于德国、美国等后进国家在19世纪晚期的崛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国富论》是英国首相威廉•庇特的手边书一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手边书是李斯特的书。

二、容克势力的制度创新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德国的封建势力一直掌握着国家的主动权。迫于内外的压力,德国的封建主专制势力还算不守旧,相反却乐意接受新事物。例如实行开明专制。这对德国后来的发展至为重要。相对于许多落后的民族来说,这是德国民族的万幸。从1800年以来的一系列普鲁士变革,都是来自旧势力的主动变革,变革的结果是使旧统治势力掌握了历史发展的主动权,这种由旧势力主动推动的变革为德国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模式。1848年的争夺领导权的革命以资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恩格斯指出,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德国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②从较量中获得历史主宰权的是容克资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以“铁和血”出名的俾斯麦为期近30年的强人统治。通过“铁和血”的强硬手段,不仅在政治上完成了德国的统一,而且实践中形成了德国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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