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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一辙”[6]。同时,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也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俾斯麦“自称是李斯特的崇拜者”[13]。他“把政府视为社会的整合者、教育者和管理者”,因而对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既不打算接受,也不打算容忍”[6]。早在1863年,他就表示,“经济立法是如此之重要,不能任由开放的市场和政党宣传这类客观力量发生作用。巴黎公社就是例证,说明需要政府为减少社会不满和资本主义弊端进行预防性的干预”[6]。俾斯麦把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与缓解社会矛盾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他在1885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毫无疑问,个人可以做很多好事,但是,社会问题只有国家才能解决。”[14]19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危机为俾斯麦政府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契机。由此,德国实行了以“新重商主义”而出名的大规模国家干预政策,为德国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大国创造了条件。“德国企业界伸手到世界各地,得到了德国当局所奉行的最好称为‘新重商主义’政策的强有力支持。在内政和外交上促进企业家的经济活动,便成了国家的指导方针。如果说随着邮电和铁路的国有化,国家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并且扩大了国家自身在德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占的重要位置,那末随着社会立法、严格的保护关税立法和出口奖励制度等的继续实行,国家就为德国经济繁荣创造了重要的基本条件。”[15]德国政府进一步担负起工业和社会福利的责任,并且确实比同时代的其它国家做得更为成功。德意志帝国自上而下地大力推行国家干预政策,不仅为德国垄断资本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而且实际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和有利于迅速赶超先进国家的国内产业发展战略。例如:避开在轻纺工业等部门不利的国际竞争,通过铁路建设带动钢铁、煤炭和机器制造等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大力发展重工业和新兴工业部门;保持工农业的协调发展;抓住科技革命的机会发展新技术;继续重视和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等等。严格地说,在19世纪自由放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实际上都无所谓产业发展战略。但是,德国工业化是在传统统治阶级和旧国家政权领导下进行的,它以后发赶超和富国强兵为基本目标,不可能亦步亦趋地沿着英法等国走过的轨迹找寻出路,因而也不可能任由社会经济自然发展和自然增长,必然带有更多政府干预和控制的色彩,而政府的干预和控制正是形成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必要前提。扶植垄断资本和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时期德国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突出表现之一。在扶植垄断组织,推进大企业迅速而充分发展方面,帝国政府比同时代的其它任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更为积极、自觉和主动,因此也取得了其它国家所无法企及的效果。德国政府认为,大型垄断企业远比中、小企业有效率而便于指挥,大而全的企业是“未来的道路”,发展大企业是促进民族海外竞争力、避免资本浪费、防止经济震动、确保国内社会和政治结构稳定的最好方法。因此,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公开赋予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合法性的国家。1879年,德意志帝国法庭不仅不认为卡特尔是非法的,而且认为卡特尔是一种“协作自助”形式,卡特尔协定“并没有违背自由贸易的原则”,对此大加提倡[16]。辛迪加、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发展都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德国政府还通过给予高利润的军事订货、实行出口补贴等手段,竭力扶植和加强垄断资本。政府还通过制定“公司法”等专门法规加强垄断组织的势力。“德国的公司法在不干预集中的条件下,通过强制实行结构合理化和严格的财务制度对大公司进行管理,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大公司的发展。通过立法使卡特尔协议在法律上得以实施来有意识地鼓励卡特尔的发展。”[9]正是由于政府的扶持,德国的垄断组织获得了比其它国家更显著的发展。将德国公共股份公司与英国有限责任公司相比较就很能说明问题。1900年,德国有5000家股份公司,总资产达到160亿金马克,而此时的英国则有50000家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达440亿金马克;相比之下,英国公司的平均资产远远低于德国公司[6]。在德国,卡特尔从1879年的14个发展到1896年的300个,1911年遽增至550—600家,在经济生活中已取得了统治地位。对垄断资本的扶持和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突出地表现为,德国是历史上较早且较典型地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政府大力加强了对一些经济领域的投资,包括钢铁、能源、交通、邮政等军事工业和相关部门,以及新兴工业、教育和科技等有关国家要害经济部门,或私人资本不愿涉足的领域。国家不仅支持工业革命,而且通过创办国有工业而直接参与到工业企业之中。如在1913年,普鲁士仅在采矿和炼铁工业方面就拥有14家矿山和12家冶炼厂。政府管理并拥有了发电、水力、天然气和公共交通事业,还通过投资入股参与到国家银行一类的企业中,这就意味着工业和金融业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国有的,也是国家经营的,这与英国私人企业占支配地位的状况形成了对比[6]。这是一种更为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曾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利用国家政权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对于德国迅速赶超英法等老牌工业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德国工业化的突出成就使这种新型的工业化体系在英美等国也引起了广泛的赞叹,垄断组织的快速发展和资本的高度集中成了德国工业化新高潮的重要特征之一。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建立基本社会保障制度都被视为“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体现。德意志帝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工业化国家。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的直接动因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容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按照俾斯麦本人的说法,“要是没有社会民主党,要不是大批的人害怕它,我们迄今在社会改革上所做的有限进展也就不复存在了”[17]。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缓解了社会矛盾和容克面临的政治统治压力,进一步为容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依据,增强了民族的聚合力和竞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可以说,社会保障制度是“德国现代化发展模式中最值得肯定的、最具有连续性的,也始终被保存下来的特点之一”[8]。

三、近代德国国家干预主义的历史地位　

　
德国现代化以“自上而下”为基本特征,国家干预在其每一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加速了德国在经济上的后发赶超进程,为德国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欧洲流行重商主义时代,德意志各邦在内外政策中不但受到重商主义的影响,并把重商主义发展成了“具有更强烈的国家干预和行政管理色彩”的“官房主义”理论。在19世纪自由贸易主义理论流行的时代,德意志各邦、尤其普鲁士虽然接受了自由贸易主义的影响,但仍然保持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传统。在帝国时期,德国政府更是大力推行“新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广泛地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发展战略,有力地扶植了私人垄断资本,发展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建立了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德国迅速赶超其它经济和政治大国创造了条件。德国现代化进程起步相对较晚,但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已经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一个重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强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跃居第二位。与此同时,德国的农业经济、国内外贸易等各项经济指标都快速攀升。德国经济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获得了相对协调的发展。显然,近代德国经济成就的获得是与长期实行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密不可分的。容克政权主导下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和推动作用,有力地证明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基本规律:“土地贵族的部分成员有能力抗衡其中反动分子的意志,为赶超其他国家而掀起一场工业化运动。”[18]然而,近代德国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意义决非仅限于此。如李斯特所说,德国之所以实施国家干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现代化浪潮的快速推进,不仅使德意志民族面临着极其不利的国际竞争压力,而且也使旧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和国家原有的社会制度遭遇了严重的危机。近代德国政府干预经济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统治阶级始终以富国强兵和后发赶超为己任,并以此为其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这就使得他们不能不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使他们自身成了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强有力的推进因素,完成了自身资产阶级化的转化,并因此而逐步改造了国家。换言之,尽管始终着眼于经济发展和富国强兵,却能够不断顺应历史大势,并在一定程度上不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