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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西诚信伦理差异与和谐社会的医疗诚信建设摘要：中国诚信伦理重内省自律，西方诚信伦理重制度他律，两者各有优劣。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医疗诚信建设过程中，应将中西方的诚信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才能构建符 ... 摘要：中国诚信伦理重内省自律，西方诚信伦理重制度他律，两者各有优劣。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医疗诚信建设过程中，应将中西方的诚信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才能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医疗诚信体系。关键词：诚信；伦理；差异；：和谐社会；医疗服务建设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医疗诚信伦理，是解决当前医患矛盾和促进我国医疗事业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研究中西诚信伦理的异同，挖掘其中的合理成分，积极吸收其精华，对促进我国现代医疗诚信伦理体系和医疗诚信机制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一、中国传统社会内省自律的诚信精神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就被中华民族所重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早在先秦时， “诚”就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和伦理学范畴，它既代表物理、事理，又代表特定的伦理原则和人的品性。《周易·乾》认为：“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即君子说话、立论都应该诚实、真诚，才能建功立业。孟子指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能有动者也”[1]。在这里，诚既是顺应天道与人道的基本法则，也是体验道德本体、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重要理论概念。《礼记·大学》认为诚在个人道德修养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引。所以，诚是一个侧重于主体自我修养的自主性道德规范，而“信”最初是指祈祷时的实事求是、不妄言，后经过儒家的倡导，把言行不悖、严守诺言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孔子认为人应当言而有信，“信则人任焉’，[。]3。，“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口]4 。苟子指出“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4]。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前人重信的基础上归纳出“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五常”，与“三纲”并行并用。所以“信”是一个侧重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反馈性道德规范，是“诚”的外化，是通过主体的实践，借助于客体的反馈而体现出的一种内外统一的道德品格。作为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其基本内涵是信守诺言，言行相符。在伦理学上，诚与信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说文解字》中说：“信，诚也，从人，从言”。正是着眼于诚与信的这种内在统一，隋唐前后的思想家把诚信作为一个统一的道德规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人“虽有仁智，必以诚信为本。故以诚信为本者，谓之君子。以欺诈为本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残，善名不减。小人虽贵，恶名不降”[5]。可见，诚信道德规范在中国主要是内省式约定俗成的道德自律，整个诚信美德教育又以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性论预设为其前提。而正是由于中国的诚信规范建立在人格自律基础之上，诚信与否更多依赖于人格良心、品德修养，缺少必要的外在利益制约力量的保证，所以只能产生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社会化较低的“乡土社会信用”，体现一种人伦亲情的家族关切，价值取向上以家族为本位，道德教育重楷模塑造与教化。二、西方制度他律的诚信思想在西方，诚信伦理同样源远流长。英文中与 “诚”对应的单词是integrity，意为诚实或完整；与 “信”相对应的单词是faith，意为信仰或信赖。可见，西方诚信的基本含义就是真实、诚实和信赖。事实上，讲诚实、守信用、不撒谎历来就是经典训言。对西方文化和道德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圣经》中的“摩西十诫”，将“不作伪证”等作为最重要的道德戒律。马克斯·韦伯在《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信用就是金钱”，揭示了诚实守信对于市场交易行为的重要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提出，诚信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诚信理论研究者齐美尔提出，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格劳修斯指出，守约是人的本性，人们订立契约就产生民法。福山说： “信任建立在共享价值规范的基础上，它的获得要求人们遵守群体的道德规范，并且具有忠诚、可靠等美德-[63。相对来说，西方的诚信主要是作为外在形式化的制度他律，诚信是建立在人们的契约法律关系和观念之上的。作为契约，个体双方或多方在立约时就约定，大家都出让一部分权利和利益，同时又交换回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实现的保证。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大家都必须信守承诺，如果一方违背了承诺，对方也就会取消其利益实现的权利，结果造成两败俱伤。在利益交换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发现合作最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于是成员之间自愿同意遵守社会契约。自我利益，加上契约的法律机制，就会弥补社会成员之间所欠缺的互相信任。西方的守信更多出于一种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而不是人格追求，在本质上是一种外在规则守信而不是内在品德诚信。西方的诚信观念和西方的契约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信用建立在利益互惠的基础之上。价值取向上以个体为本位。道德教育注重法律与制度的约束与惩戒。三、中西诚信伦理差异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医疗诚信的启示卫生部部长高强指出：医疗卫生工作与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密切相关，人民群众往往通过医疗卫生服务看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看党风政风建设，看政府管理水平，看社会公平和谐[7]。随着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逐步深入人心，人们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技术之外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以病人为中、的诚信道德观念对患者疾病治疗带来的影响倍受人们的关注。而理性、现代的医疗诚信观念、义利并重的医疗诚信价值理念、德法结合的医疗诚信机制将在我国和谐社会医疗诚信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建立理性、现代的医疗诚信观现代意义上的诚信是基于主体利益所做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习惯性的盲从；同时，现代意义上的诚信是一种制度德性，依赖法律法规的保障，而不只是一种主观随意性。现代医疗诚信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出来的一种要求，它具有不同于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诚信范畴的内涵，也超出了作为衡量人们思想境界、道德品质、自身修养的道德范畴，是一个具有时代规定性的新的要求，具有新的规范内容。因此，应从和谐社会的内在规范性角度出发，建立一套规则和医疗信用管理体系，发挥制度与规则在医疗诚信体系中的刚性他律作用。既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给每个参与竞争的医疗主体以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优胜劣汰，确立医疗规则和医疗信用；又要提高医疗主体自律效应，加强规范卫生行业协会的作用；还要在谋求卫生法制化的同时，提高传统伦理道德与医学伦理道德在弥补、增进医疗诚信方面的作用，从而使传统的诚信与当代理性的诚信形式有机结合。例如对没有经济能力病人的救治，尽管医院有追求利润的权利，但医院不能因此而掩盖了自己救死扶伤的社会性、人文性，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医院应该责无旁贷地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而现在的医院多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如果医院救治没有经济能力的病人，往往很难得到来自政府的政策倾斜与经济补偿。在这种情况下，指望医院不计报酬先救人显然有点勉为其难。抢救账单无法兑现，成了医院的包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医院的发展后劲与医生救死扶伤的积极性。因此，要解决医院见死不救的问题，不能只寄希望于对医院加强医德医风教育的神奇功效，也不能满足于患者求助、媒体呼吁、政府施压、医院救人的被动救人模式。但建立长效救人机制，完善医院配套政策措施，建立医疗补偿制度，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上，那就是以人为本、救死扶伤的伦理架构，这才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2．确立义利并重的现代医疗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