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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学校英语教学肇始于京师同文馆。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就跟随列强贸易商船而来,在广州、澳门和香港等地建立学校。鸦片战争后到1862年同文馆创办前,他们又在条约制度和炮舰的保护下,在通商口岸城市建立了共约50所教会学校。基督教教义当然是这些学校所开设的最主要课程,但英语作为一种西方语言也随着西学的引入而被列入这些学校的课程之中。

关键词:同文馆传教士教会学校英语教学

Abstract: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eaching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China began with Tong Wen Guan (The Imperial Col-lege of Translators). But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the Opium Wa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ong Wen Guan in 1862,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following commercial fleets and later on protected by the treaties and warships, set up about 50 mission schools, first inCanton (Guangzhou), Macao and Hong Kong, and then in the open port cities. Christianit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 taughtat these schools, but English, as a means of introducing Western learning into China, was also on the curriculum.

Key words:Tong Wen Guan; missionaries; mission schools; English teaching

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受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委派来到广州,开创了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事业的先河。1818年,在伦敦会另一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物质刺激以及马礼逊的亲自指导和资助下,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贯彻马礼逊“中国和欧洲文学互动教学”(Ride, 1957: 36)的原则,一方面教授欧洲人中国语言和文字,另一方面教授恒河以外国家说中文的人英语、西方科学知识和基督教教义,是西方新教传教士为华人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是“马礼逊评价最高的传教事业”。(Rubinstein,1996: 134)英华书院奏响了教会学校在中国进行英语教学的先声。

在英国教会和传教士的影响和帮助下,美国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等教会从1830年开始分别派遣雅碑里(David Abeel)、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等传教士来广州,以开创美国教会在华的传教事业。裨治文到广州后不久就在住处开办了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招收几名贫苦学生,每天学习基督教教义,并让学生在帮助翻译基督教教义和编辑《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的过程中学习英语。贝满学校是新教传教士在华开办的第一所教授英语的教会学校。传教士在华开办的教授英语的第二所学校是1835年伦敦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The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的古特拉富夫人(Mrs. Gutzlaff)在澳门开办的一所学塾。该学塾先招收女生,后又兼收男生。

学校开设汉语和英语课程。英语课程先由葡萄牙人任教,学塾扩展后,改由古特拉富夫人亲自任教。在鸦片战争前为数不多的中国教会学校中,在英语教学的规模和影响上,最重要的当属马礼逊学校(The Morrison School)。由于马礼逊在传教活动中翻译了《圣经》和编纂了《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Chinese Language),给在华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他去世后不久,侨居在广州的外国人就于1836年发起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旨在中国创办学校,促进教育,同时“根据中国学生自身中文的特点,教授他们英语的阅读和写作,并以英语为媒介,使他们了解西方世界的各种学术”。①教育会创办的马礼逊学校于1839年11月4日在澳门举行开学典礼。学校开设“初等算术、地文及英文”(容闳, 1981: 7)等课程,鸦片战争后迁往香港,开设“天文、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地理、历史、作文、音乐等”课程。(熊月之,1994: 128)所有这些“西学课程,全部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教学”。(顾长声, 1985: 98)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望夏条约》和《黄埔条约》等,不但为传教士开辟新的传教据点提供了保护伞,而且还逐步扩大了传教士在通商城市从事教育传教活动的特权。为此,传教士一改战前谦恭卑微的姿态,趾高气扬地在通商城市加快了建立教会学校的步伐。

从1844年伦敦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在宁波建立第一所女子教会学校到同文馆创办之前,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和五口通商城市建立的附设在教堂和传教士家里的各种教会学校“大约有50所,学生1000人”。(顾长声, 1981: 226)但由于传教方针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为了避免与因鸦片战争而产生仇外心理的中国社会发生摩擦,开设英语课程的只有美国圣公会(American Church Mis-sion) 1846年创办的男童学校,英国圣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850年建立的英华学堂,以及美国圣公会1850年建立的裨文女塾等极少数学校。　　

作为在我国建立的近代新式学校,这些教会学校在同文馆创办之前规模不大,设备简陋,程度也都以小学为主,所授课程“不过宣讲圣经之外,教以读、写知识,及算术、字母而已”,(陈学恂,1987: 60)而且总体上还可以用“短命和原始”来形容。(Graham, 1995: 16)但它们毕竟将英语教学引入了我国学校课程,并在英语师资配备、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和教学检查等具体教学领域呈现出与我国传统学堂教学截然不同的特色。英语教师均由教育或医学传教士亲自充任。英华书院强调西方语言教学和宗教训练,英语由校长米怜亲自教授,马礼逊也经常赴英华书院教学或指导。贝满学校的裨治文不但亲自教授英语,而且还打算教授希腊和拉丁古典文学。在古特拉富夫人开办的学塾中,英语教习先由葡萄牙人担任,后学校扩大,古特拉富夫人亲自教授英语。马礼逊教育会成立伊始,就承诺将长期聘任来自欧美国家的教师来中国研究教材、教法,并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英语教学中去。学校第一位英语教师兼校长布郎(Samuel Brown)先生是美国耶鲁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来华前已有多年教学经验,对教学方法颇有研究,其教学态度和能力,颇得学生的赞赏。“其为人和蔼可亲,温然有礼;且常操乐观主义,不厌不倦,故与学生之感情甚佳。其教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须远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盖当其未来中国、未入耶鲁大学之前,固已具有教育上之经验矣。故对于各种学生,无论其为华人、为日人,或为美人,均能审其心理而管束之。”(容闳,1998: 74-75)学校扩大后,专门成立了英语部,延聘英语教习。鸦片战争后建立的学校如开设英语课程,其教习则由传教士亲自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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