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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解析李约瑟对中英文化教育交流的贡献》的文化交流论文范文免费下载：李约瑟在近代中外关系史及文化教育交流史上是一位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他倾毕生精力撰著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固然是一座丰碑,他在抗战时期来华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也是一座丰碑,因为中英科学合作馆不仅为战时中外科学界、教育界的沟通与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成为李约瑟设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型及模式。与历来由传教士、外交家扮演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主角不同,李约瑟堪称科学家从事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典范。

[关键词]李约瑟;中英科学合作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教育交流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又名尼德汉,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他倾毕生精力撰著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为中国科技史及西方中国学的研究树立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丰碑;他在抗战时期来华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及其业绩,在近代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上谱写了绚丽多彩的篇章。李约瑟曾自谦道:“我不是汉学家”[1](p.36),但他被公认为“当代利玛窦”。中外学界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术价值及李约瑟的学术思想已多有论述,但有关李约瑟早期来华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则迄今尚未展开充分研讨。近年来,作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的二百多万字的“李约瑟研究著译书系”中,含有《李约瑟文献50年(1942—1992)》、《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画传》等分卷,内中辑录有关李约瑟于1942年至1946年间执行援华使命的大量文献、数据、图片等第一手珍贵资料。本文即以这部大型资料集为基本史料,并参考有关李约瑟研究的先期性成果,着重考察抗战时期李约瑟受英国外交部及英国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的派遣和资助,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访华团”,代表英国皇家学会来华进行文化教育交流活动的业绩及意义,兼论这一时期他对促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立,创建国际教育科学交流与合作机构所作出的贡献,以期发生在民国时期的这一段重要的中英文化教育交流得以彰显,进而有助于推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

一、架起中英文化教育交流之桥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于伦敦南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擅长麻醉术的名医,母亲是一位“很有‘艺术气质’”[2](p.3)的钢琴家和作曲家。由于母亲是后母,童年的李约瑟饱尝了家庭纷争之苦。据李约瑟自述,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科学的钻研精神和全力以赴的工作热情,而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宽阔的胸襟和勇于创新的品格,从而在家庭纷争中得以保持自身的平衡,这“使他的心灵永远处于架桥的状态之中,永远谋求调和,谋求使分裂的东西结合起来”[3](p.3)。这种态度后来成为李约瑟人生观、价值观的基调,并表现在他对待科学与宗教、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等若干重大问题上。1914年,李约瑟入爱尔兰诺普顿郡昂德尔公学(OundleSchool)学习。在这所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中学里,李约瑟深受校长桑德森(F.W.Sanderson)的影响,后者曾谆谆教导他:“思考问题要有广阔的视野。”“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工作做好。”在桑德森的启发下,李约瑟逐渐培养起对科技、历史等方面的浓厚兴趣,潜心阅读了福斯特(M.Foster)的《生理学史》、丹皮尔(Sir W.Dampier)的《科学史》,以及韦尔斯(H.G.Wells)的作品,特别是韦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和社会哲学思想对李约瑟学术道路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晚年他回忆道:“‘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实例。”“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就是我找到的能激励起我执著追求的东西。”[3](pp.9-10)1918年10月,在昂德尔公学受到全面而良好教育的李约瑟,按照父亲的旨意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学习医学,以便继承父业,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医师。不久,他接受指导教师哈代(Sir W.Hardy)的劝告改习生物化学。在大学时代,为李约瑟授课的众多名师中,被誉为“生物化学之父”的霍普金斯(Sir F. G. Hopkins)的讲课最引人入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考上研究生的李约瑟入霍普金斯主持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学习和工作。此后10年,他虽曾短期参与教会工作和若干社会活动,但主要是在霍普金斯指导下全力从事有关胚胎生化课题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两部著作。它们出版后,全世界一百多种主要的科学、医学刊物纷纷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朱利安•赫胥黎(J.Huxley)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认为《化学胚胎学》的巨大价值使它可与林耐的《自然系统》、哈维的《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经典著作相提并论。哈佛大学教授马瑟(K.Mather)宣称:“《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将在科学史上列为李约瑟的杰作而流传下去,必将成为达尔文以来生物学上一部真正划时代的名著。”[4](p.5)10年的学习和工作,不仅使李约瑟受到了科学研究的严格训练,而且也使他深刻理解和系统把握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为日后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奠定了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是李约瑟一生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1931年6月29日,第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伦敦科学博物馆召开,李约瑟应邀出席。围绕着大会的主要议题“科学和世界史的一体化”,各国代表展开了热烈的研讨,特别是苏联代表团成员赫森(B.Hessen)在会上所宣读的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科学与人类生产实践、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的论文,在李约瑟的思想上引起了深刻的共鸣。他后来说:“1931年俄国人的闯入,科学史的内因和外因之间的讨论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要说明为什么欧洲才是近代科学的诞生地,这一点将非常困难,但更困难的是,怎样来说明这种发展何以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5](p.386)正当李约瑟逐渐转向科学史研究之际,上苍仿佛又特意为他作了戏剧性的安排。1937年,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金陵大学的王应睐和上海雷土德医学研究所的鲁桂珍来到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李约瑟与他们频繁接触,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人类历史上的若干很基本的科学技术发明于中国,那种认为只有西方创造了人类的科学和技术的观点是极为荒谬的。从此,李约瑟“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他发现:“中国文化不仅对其本身,而且对评判他自己的文化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2](p.32)李约瑟由此开始立志研究东方及中国的文明,决心撰写“一本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有关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6](p.32)。这一时期,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英国就逐渐掀起了援华运动。英国工人阶级首先发出了“援助中国,即援助世界和平”[7]的响亮口号,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英国文化界人士也逐渐形成了援助中国即为英国的自由而战的共识,尤其是那些反应敏锐的进步作家们,更是纷纷通过作品、演讲大声疾呼自由和正义,以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同情和支持。1936年“左翼书籍俱乐部”和1938年“全英文化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英国的援华运动已渐趋高潮。在此推动下,英国的各政党、议会和政府也开始介入了援华运动。1942年,以艾文勋爵(Lord Ailwyn)等为代表的英国议员访华团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增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同情。同年,英国政府决定派遣科学家和学者访问和支持战时的中国。当时,英国科学家和学者中擅长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怀有强烈兴趣者寥寥,初通中文的李约瑟和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多兹(E.R.Doddls)便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他们受英国外交部及英国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简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委托和资助,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访华团”(Brit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