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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的不同界说及其民族化文化作为一个多元的概念,自人类有记载以来就已经存在,其思想与内涵随着历史的延展而不断延伸,故而对其进行一种学理意义的概念界说可谓是难上加难。[1]在西方对于文化进行系统的界定是在19世纪以后,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而文化人类学从开始就构成了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正是这种背景下,英国宗教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人种学意义而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2]泰勒的文化概念从文化的精神内容出发而考察文化的内涵,无所不包其极。其后的学者又对于文化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凝练,美国人类学家C·克拉克认为:“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它包括这一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3]而克鲁柯亨则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也包含隐形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4]

在东方文明圈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文化一词主要依托中华文明而存在。在东方,文化语源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代孔颖达认为,“人文化成”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诗》、《书》、《礼》等典籍,一是指礼仪风俗。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正式开始使用文化一词,即“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进入近代后,随着西学东渐和启蒙运动的兴起,东方文明开始对于文化进行更为广泛的介绍与研究,形成了东方式的文化概念,1922年,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指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在其所著《中国文化史目录》中,文化包括了朝代、种族、政治、法律、教育、交通、国际关系、饮食、服饰、宅居等,可见他所认为的文化是一个多么广泛的概念。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的定义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于文化进行了定义,他指出“文化乃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他进一步解释说:

首先,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只有当自然存在物经过人的加工、改造、创造,化为社会的对象、化为人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才称之为文化现象。”其次,它是人类创造的特质。所谓特质,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人类创造物的最小独立单位。

其二是指人化意义的单位,又是最小的、不能再分的文化单位。再次,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特质构成的复合体。人类文化很少以一种单一的特质存在,往往是由许多特质构成的复合体。第四,文化具有不同的形态。所谓形态主要是指文化存在的形势和状态。它是物质的、精神的,还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这些都是文化形态。[5]而庞朴先生则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就是说它是人的本质的展开的表现和人的本质的形成的原因。

具体地说,人通过劳动使自己主体的意识客体化为一些对象,也就是通过劳动使客观的物质符合自己的主观要求。这样,创造出一些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也就是人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文化的人。[6]从上述东西方对于文化的解读与认知,可见对于文化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都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但仍然不能对于文化有一个明确的界说。在历史的进程中,文化的内涵一直在拓展,同时也在向本土化转换,于是就有了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民族文化,或称之为本土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灵魂和形式、有自己的深层意念和表层的象征。如民族、语言、国家、神话、艺术等都是文化的形式,都是文化灵魂的体现。文化的国际化与民族化的过程仿佛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这两个侧面是相互交织,彼此融合的。它们共同形成文化多元进程中的一分子。而在这其中,民族文化是推动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丰富文化内涵的最原始因素。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同的土壤与传承折射出的迥然相异的文化元素才最具有生命力,其根本内核也才最具有拓展的基因。

二、汉文化的影响与越南民族文化的兴起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其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双重身份,二者的交互影响形成了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一个国家的文化民族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与他国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对于本身力量较为弱小、处于大的文化圈中的中小国家而言,其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常常伴有对周边文明的吸收与借鉴过程。正如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写道的那样,“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发展的里程碑。”国与国之间的交流、特别是文化领域中的交流是国家发展、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一个层面。这一点对于越南这样一个从属于东亚文化圈的国家而言表现的尤为适切。

越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在政治、地理等多个方面发生着征服与被征服、融合与被融合的交流实践,外来文化的不断涌入,对越南文化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汉文化影响尤为突出。在东南亚诸国中,由于越南与中国毗连,所以受中国汉文化的影响最早、最深。两国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至周朝,据《韩诗外传》载,周成王时,越南已有使者到中国。而自秦统一中国直到近代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其间延续一千多年的汉文化熏陶与影响最终使越南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儒家文化体系。这种以汉文化为主的文化体系对于越南发展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它不仅涉及到政治制度、生活方式,而且延伸至道德规范、文章典籍等各个层面。在政治领域,汉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以黎朝为例,政府几乎完全移植和模仿中国政治制度,在中央设立以尚书为首的六部负责处理政务,六科负责检查各部工作,另外还设置御史台、翰林院等。这种官制一直沿续到阮朝,并随中国情形加以调整。在行政划分方面,黎朝把全国分为数道,道以下分成府、州、县,各设专官分管行政、军队、刑事,与中国明朝制度基本一致。阮圣祖(1819—1840年在位)则将全国分为31省,省内设立总督、巡抚、布政、按察和领兵各职,以文官担任。省以下,分为府、县、州等。

在山区,阮朝不仅委用土官,同时实行流官制度。这基本上是移植和模仿清朝的地方官制。刑法制度方面,黎朝参考《大明律》制定《洪德法典》,并一直实行到18世纪末。阮世祖(1802—1819年在位)时,命编《皇朝律例》(惯称《嘉隆法典》) ,“实际上几乎是《大清律》的翻版”。[7]在教育领域,汉文化的影响更是深远。黎朝在京城设立国子监,置祭酒等;在地方开办学校,置教授。学生所学,为儒家经典著作和中国历代王朝历史。阮朝国子监中,生徒分为“尊生”(皇室子弟)、“荫生”(官吏子弟)、“学生”(民间俊秀子弟)三种。学习的内容为儒家的“四书五经”和词章之学。此外,越南又仿效中国建立了科举制度。黎朝开科取士,分为乡试(在地方举行)、会试(在京城举行)与殿试(由皇帝主持) ,乡试及格者才能参加会试。中国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诗、赋和时务策,文体要用八股,越南的科举考试也大体相同。

黎裕宗(1705—1729年在位)时,又仿中国设置武举,考试内容与录取方式与中国大体一致。[8]汉字、汉诗、汉辞、汉笔记小说等在越南历史上曾是风靡一时的文学主流。黎朝时,越南的汉文学进入全盛时期。著名的“越南王安石”黎贵忄享(1726—1784年) ,官至工部尚书,曾出使中国,名重一时。他博学多才,著作丰富,振文风,兴改革。在他的倡导下,黎朝末期,文学家辈出,硕果累累。其中,尤以邓陈琨的《征妇吟曲》最为著名。在受汉文化不断影响与推动的同时,越南文化也开始从完全汉化向本土化发展,开始形成颇具越南特质的民族文化。经过一千多年的“北属”时期,越南摆脱了中国封建皇朝的统治,但文化交流与吸收仍然继续,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越南民族文化开始酝酿并崭露头角。越南喃字文学的兴起,就是对汉文化改良后的本土化表现之一。在漫长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越南的文人志士们没有停止过对与本民族特点相适应的文化形式的探索与追求。十三世纪,用喃字创作的诗词歌赋开始大量出现,标志着喃字[9]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