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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文化交流中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工具,但它并非唯一的交际工具,非言语交际在其中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通常把非言语交际称为无声的语言。非言语交际的涵盖范围比较广,关于它的分类,,有各个不同的角度。毕继万①将其分为四类进行介绍:“1)体态语(Body Language); 2)副语言( Paralanguage); 3)客体语(Object Language); 4)环境语( Environmental Language)。”前两类称为非语言行为,后两类称为非语言手段,它们都对非语言跨文化交际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非语言手段里的客体语包括物质的一切有意和无意的展示,可以包括化妆品、修饰物、服饰、个人用品、家具和车辆等提供的交际信息。客体语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交际性。在几乎所有的文明社会中,服饰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服饰本身可以透露出非常丰富的文化信息:有时,它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有时它也是一种区别社会等级和社会阶层的符号。美国著名学者Wilber Schramm曾指出,“服装也能说话”。②服饰不仅具有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而且它还是一种交际工具。人们通过服饰可传递信息,交流情感。服饰是影响交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人们在观察他人时,有“80%到90%的注意力集中在服饰方面”。③本文试通过展示古代、近代、现代社会的跨文化交流实例,主要说明服饰———这种非言语交际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将探讨在跨文化交流中注意服饰选择的重要性。

二、服饰的作用

1、古代服饰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利玛窦易僧袍为儒服400多年前,利玛窦乘一叶扁舟,远航“九万里”,历经磨难来到中国。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由其带入中国,使国人眼界大开;同时他又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记录下来,撰写《中国札记》,使欧洲人得以更多地了解真实的中国。可是当他初到中国传教时却因为服饰没有得到中国士大夫的认同与接受。服饰在古代中国是识别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各朝各代对于服饰衣着几乎都有明确的规定。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诸多耶稣会士来华传播基督教是从明万历年间开始的。明皇室对社会各阶层的着装同样有不厌其烦的规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一开始是剃了光头、穿着和尚的法衣进入中国的。因为他们以为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佛教。然而佛教在那时虽然已被中国认可,佛教文化也已经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但佛教徒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很低;其时,中国的主流文化为儒教。后来在利玛窦的一个中国学生瞿太素的帮助下,他们改将儒冠儒服(即读书人的服饰)作为日常的服装。再加上利玛窦用中文著书立说,跟士大夫们论道交友,逐渐被中国上层社会接纳。这种对包含丰富文化和社会内涵的中国服饰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之间的距离;同时,这也说明了服饰这一非言语交际形式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2、近代服饰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中国留美幼童易长衫为西服中国留美幼童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为熟悉当地社会生活,学好英文,这些留学生被分别安置在当地美国家庭,在美国友人的精心培育下,逐步融入美国社会,长进很快。博得美国朋友的好评,使一些一向歧视中国人民的美国人也开始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中国留美幼童以惊人的速度越过了语言障碍,成为他们就读的各个学校成绩优异的学生。1876年,中国幼童在美国参观费城世界博览会时,他们“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④李圭(中国第一个受官方委派、官方出资访问世博会的代表)当时与几位年纪较长的留学生叙谈,问:“何以着洋人装束?”答:“不改装有时不方便,我侪规矩,惟不去发辫,不入礼拜堂(这里是指清廷不许留美幼童受洗入教)两事耳。”而若干年后,他们脱去长衫,穿上运动装,甚至剪去辫子,和美国孩子一起在运动场上追逐,完全融入了美国社会。试想,如果他们一直身着长袍厚靴,保持在国内的作派,只怕很难与美国文化融合并学好“西语”,更遑论日后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深造。他们当中,包括后来回国后成为我国自主兴建铁路的第一位总工程师詹天佑,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创办清华大学的校长唐国安,创办北洋大学的校长蔡绍基等。

三、服饰选择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中西交流还不是很多。但从以上两例中已然看出服饰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以来,中西方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扩大了,服装文化也在趋同。在中国,我们能看到西装、牛仔裤的普及,对超短裙、露背装的认可。在西方,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的旗袍和唐装。但中西民俗文化各异,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服饰的民族特色,顺应并尊重各国服饰的风俗,对于交往大有裨益。以下分别从色彩、式样、穿着场合等方面阐述服饰选择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

1、色彩研究表明,“人们在观察物体的时候,色彩感觉约占80%”。色彩作为一种非言语交际手段往往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同一种色彩,有的民族认为它象征着吉祥喜庆,而有的民族则视之为禁忌色。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准确把握不同文化背景下色彩的文化内涵并正确使用它,才能消除隔阂、避免误会,使交际顺利进行。中国红可谓是中国独有的。2001年APEC在上海举行,江泽民主席选择了中式红色锦缎唐装作为此届APEC会议的领袖服装,用红色来象征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法国用一抹中国红表达了自己对于东道主的敬意,那束在女运动员腰间的红腰带,是力与美完美的展现。而伊朗外长莫塔基在埃及出席宴会时,却因为在座一位俄国女小提琴家身穿红色衣服,愤而离席。因为伊朗是回教国家,对女人服装有严格要求,莫塔基认为这名俄国人服装太暴露,颜色太鲜艳,他无法忍受,因此离席而去。代表着明快、高贵、成熟、祥和的黄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尊贵的色彩,是封建帝王的专用色。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中国时,穿的是西服套装,正黄色的帽子。其实,女王本人喜欢红色和天蓝色,很少穿黄色服装。女王来中国访问穿正黄色,既表示尊重中国的传统习俗,又显示了她作为一国君主的高贵身份。

2、式样我们在观察他人的时候,有80%到90%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服饰上,所以服饰与外貌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恰当合宜的着装可以为你的外貌加分,俗语“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人们的衣着也会提供大量非语言信息,便于我们了解其隐藏的价值观。有时利用民族服饰的特点可以成功地塑造令人难忘的形象。最佳的代表莫过于被誉为巴勒斯坦民族之魂的阿拉法特,一提到他,人们脑海中马上就会浮现出一个常年头戴阿拉伯黑白方格头巾,身穿墨绿色军服的战士形象。再比如被香港人誉为“煲呔曾”的平民特首曾荫权。“煲呔”是蝶形领结(英文为Bow-tie)的广东话音译。在香港民望甚高的曾荫权出席各种场合时,颈间总是系着不同款式的“煲呔”,因而在香港媒体上获得“煲呔曾”的雅号。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民族服装,的确可以为自己增色不少。同样在北京奥运会上,瑞典奥运代表团特意身着设计师特别设计的“汉化”队服。瑞典奥委会主席林德贝里认为,用中国服装设计理念为他们的代表团制作队服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希望服装的融合能增进中瑞两国之间的友谊。

3、穿着场合服饰要因时间、地点、场合或目的的变化而相应变化。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着装原则是TPO原则。在跨文化交流中,也应该注意对这一原则的遵守。其中, T,即time/时间, P,即place/地点, O,即object/目的,也有观点认为O代表的是occasion/场合。在每年召开一次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多数东道主国家为与会人员赠送的民族服装都极好地体现了TPO的原则。随时间变化是指衣着要顺应时间、季节、时令、时代,就比如一年中分冬装、春装、夏装和秋装,不能不顾及社会规范过分强调个性,标新立异。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参加涉外活动时在服饰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