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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直接返回到主体自身。这种自我体验反思，把知、情、意融合在一起的思维特征使中国传统思维带有浓厚的主体意向性。主体意向性思维使主体介入客体，客体融入主体， “物便是我，我便是物”， “物我一体”，使客体主观化，自然人格化……从而达到情景交融，情感与理性合一。［２］刘宓庆也从中国人的 “主体意向性思维”出发，认为中国人表意不执着于 “意”与“形”的丝丝入扣，汉语的主体意识注重 “以意役形”的意念机制，扬弃 “以形役意”的形式机制，从思维和认知方式来说就是主体意识的积极运筹，不必期待 “形”来作终端规管和制约。［８］主体意向性思维意味着理解中国人及其作品，首先要了解中国古典文人的 “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自然有我心，我心有自然”的主客一体，天人合一的文化特征。要想了解文本的 “意”就不能只着眼于文本本身，而应该放眼于文本背后的思维主体，主体意向性思维决定了文本中所状之景、所抒之情、所达之意正是作者（主体）的 “情、志、意”，文本 “意” 不在“言”，而在言外。中国文人写山水、花鸟、雨雪、日出日落、月圆月缺目的不是为描绘这些物象，在这些特定的物象中凝结的是思维主体的“知、情、意”，理解其所传递的语义仅靠显性语码是远远不够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决定了文本的语义在于那些隐藏在 “言”背后却始终在场的隐霍尔认为典型的高语境文化表现为：在特定文化中的人们的交际实践中，有较多的文本语义形信息或非语言信息，这就是文本作者特定的情与志，即原作品真正的 “意”。可以说在中国这样高语境文化中，由于人们长期生活在同质文化背景之中，有着类似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倾向，所以他们很敏锐地能从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似无晴却有晴”中去捕捉 “晴”背后的 “情”，去体味“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背后诗人的 “志”。如前所述，中西语境文化呈现了几近相反的特征，这意味着中西思维方式也以类似的形态存在。在西方，其思维传统以自然为认知对象，认为只有认识、探索客观世界，才能把握它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对于事物的判断以科学认知为基础，由事实判断统摄价值判断，注重真假选择而非伦理规范。［２］从而使人们的认识活动体现出主客二分，内心主观与外部客观、自我意识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划分界线明确的特点，而这种思维倾向必然摆脱主体意向而导致客体对象性思维。让我们回到文本的价值判断上来，低语境文化的读者要想把握作品的价值，即 “语义”，就不能像高语境文化的读者那样可以从主体自身出发，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体味作品，最后返回到主体自身，从而把握文本语义。而是只能从文本本身出发，由文本所表达的信息来判断其语义价值。也可以说，在低语境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认知活动并没有体现出知、情、意融合统一的特征，主体意向与本体认知或者说情感与理性是相互独立存在的，要想认识客体的价值就非得从客体本身出发去探寻，即要想解读文本的真意就非得从文本本身入手不可，这是典型的西方客体对象性思维的特征，同时它也有力地说明了 “为什么低语境文化的人们在交际中非常注重显性语码”。（二）直觉顿悟思维与逻辑推理思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体现出的另一特点是注重整体思考，注重主体自身的直觉体悟，认识事物的本质或价值是依靠主体的直觉体悟，主体通过知觉从总体上快速而直接地获得对事物的整体的感知与把握，这种思维 “不假时间和阶次”，直接 “悟入真理”。这种认知具有很强的模糊性、整体性，总体上是定性的研究方法；同时，这种思维方法也决定了客观的推理、严密的论证在这里根本排不上用场。在 “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中，悟性是核心，它通过感觉、体验、意会、领悟、凝思、冥想、内省、自求，以 “尽心”、“体道”、 “体物”，但难于言表，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２］即 “言”在这里不是构成认识事物的核心，相反地，在某种程度上，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言”被认为对思维还构成一定的限制和制约作用，从而阻碍了人们认识事物的进程。直觉顿悟的思维方法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古典认识论，否定了直觉、顿悟方法，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中国古典认识论。［１］从思维方式看，儒、道、佛均讲究靠直觉、灵感、顿悟来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不用概念和语言去描述，也不用逻辑推理去论证。他们所追求的是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 “天人合一”境界。儒、道、佛三家都认识到了语言对思维的限制、对想象力的制约作用，所以注重“直觉体悟宇宙本体”，即通过认识主体来去认识世界，也就是前文所述的 “主体意向性”，在这里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思维的内在关联性。孔子说“内省不疚”，孟子主张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即主张由心的内省以领悟宇宙的根本规律。道家认为自然是一个整体，不可分析，只可感觉、体验、领悟；庄子说 “道不可言，言而非道”，主张以无知无欲无思之心去直觉体悟宇宙本体。而 “言”在此已经显得不重要， “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庄子·齐物论》），即既然已经浑然为一体，我们还有必要言说吗？既然已经称作一体，那还有什么不能言说的呢？是该说还是不该说呢？其实，言说在此已经显得无关紧要，因为道家讲：大辩无言，即一切大道，尽在心中，言还是不言已经不重要了。相应地，他们也都强调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他们都力求排除语言文字对思维的束缚，在超时空、非逻辑的精神状态下通过 “自省”、“顿悟”以达到 “知天”、 “悟道”。关于顿悟概念，在佛学里似乎来源于六祖惠能的 “坛经”。“顿悟”是禅宗的一个法门，它是指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领悟佛法的要领，从而指导正确的实践而获得成就。 “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我于忍和尚处（指在五祖那里），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六祖坛经》），可见六祖认为自己领会佛法要义的根本在于 “顿悟”，它使自己瞬刻之间 “豁然贯通” “恍然大悟”。［２］而五祖弘忍半夜传法给六祖慧能，原因也正是在于慧能的一首偈语体现出了其明心见性的顿悟工夫：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它们所提倡的直觉顿悟思维影响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长达数千年。在中国这样高语境文化中，各种文化表现无不受着其思维方式的影响与制约。在重“悟”轻 “言”的思维模式下，人们之间的交际也呈现出了相应的特征，如 “不假言语推理、判断，直接通过心领神会去领悟言语要义”，“言语不仅不包含所有的语义价值，其传递语义的功能很小，且有时言语甚至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人们直通要义的道路”，人们之间顺利的交流很多时候靠的是 “悟”抑或是 “心领神会”，因而有时总显得 “秘而不宣”。西方的逻辑推理思维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形式逻辑体系，该体系也使逻辑性成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注定了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是一个逻辑判断、推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言语的运用，需借助文字完成其思维过程，而非如中国思维的“顿悟”那样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或者可以说西方思维是 “符号化的逻辑思维”。［９］连淑能也提出了 “西方逻辑思维的发展导致思维的公理化、形式化和符号化”。可见，中国的 “顿悟”与西方的 “逻辑”也是构成中西高低语境文化区别的另一个思维方式本质所在。（三）意象性思维与逻辑抽象性思维《易经》觉察到文字和语言难以表达意义，提出 “言以明象，象以尽意”，借助阴阳卦象推断天、地、人之间的变化之理，由象数符号表现其整体意义。这里， “言”是指《易经》中的卦辞和爻辞，“象”是指卦象，“意”是指卦象所象征、卦辞所说明的意义。把 “言—象—意”系统明确构建起来的是玄学家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其《周易略例·明象》中关于 “言象意”的一段议论，最能见出玄学思辨之绵密。其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在肯定言、象具有表达意义的功能的同时又指出言、象只是表达意义的手段，为了不使手段妨碍目的（得意），可以把手段忘记，这就叫做 “得意忘象”（得意忘言）。他说：卦象是表达意义的，语言（卦辞）是说明卦象的；能够充分表达意义的只有卦象，可以完全说明卦象的只有语言；语言是从卦象而来，因而可以根据语言观察卦象，卦象是从意义产生，因而可以按照卦象理解意义；意义就是靠着卦象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