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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象就是靠着语言而显露；所以语言是用以说明卦象的手段，把握了卦象就可以忘掉语言，卦象是用以寄托意义的工具，理解了意义就可以忽略卦象。诗学中的意象不是《周易》中的 “卦象”，但是意象与卦象的形成有着某种渊源。 “圣人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系辞上》）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卦象的形成，但是也可以用来描述诗学中的 “意象”的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形成特点。［１０］然而诗人撷取的 “意象”并非是偶然的，该 “物象”是在自然而然间能够为诗人所用之物，即能够表诗人之 “志”之物。正如严云受所言： “从观物到取象，这是一个完整的观察、认识、提炼、营构的过程……追求意与象的联结”［１１］早在先秦，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们几乎都参与了 “言意”大讨论，较一致的意见是 “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传》写道：“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对于这种 “言不尽意”的现象，古人引入了 “象”的概念，采用 “立象以尽意”，用 “象”来沟通 “言意”关系，以弥补 “书不尽言”的缺失。“象”成为了沟通 “言”与 “意”或语言和思维的纽带，而设 “象”的目的是 “立象尽意、设象喻理、取象比类”等。中国古代哲学、美学和诗学都把 “象”作为 “意”的负载者，中国文人之 “意与理”通过主体在心中形成的 “意象”而得以展现， “立意于象”、 “妙象尽意”，而“言”在此已经显得不太重要了。 “象”借助于“言”，然而当主体通过直觉体悟认识到 “象”之后，便可以 “得象而忘言”；当主体通过直觉体悟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认识到象背后的 “意”时，便可以 “得意而忘象”了。如刘华文所言：“既然在诗歌创作中，‘象’或 ‘意象’承载了中国诗人们的诗学主张，那么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就相应地呈现出强烈的象（或意象）表述特征，而言表述则处于次要地位。”［１０］重 “意象”轻 “言”思想还可从古代哲学家们很多其他的语录中得以窥得一斑，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第三十二章）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 “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佛家更是开辟了 “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法门。意象思维体现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文学是 “言不尽意”的产物，古诗词是中国文学的典型代表，其审美的理想境界可以概括为：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一在于有感之辞也，二在于文已尽而意无穷。［１２］意象性思维的影响还可见于很多文人雅士的诗赋中：妙不可尽之于言，事不可穷之于笔。（郭璞《江赋》）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陶渊明《赠羊长史》）中国人自古就认为 “象”表 “意”，“言”明 “象”， “言”不能尽 “意”，而是由 “象”尽 “意”，这些诗人所倡导的语言哲学和诗学理念是相一致的，即 “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他们认为诗意的表达依赖的不是概念性的 “言”，而是弱概念性的 “意象”。［１０］即不是通过 “言”的概念思维来把握事物整体内涵，而是通过直觉体悟 “象”来达到一种 “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的无 “言”之境。中国语言是意象性语言，或者说 “圣人”造字的过程，也就是立象以尽意的过程，这使得中国文字与中国民族思维特征 “重意会、轻言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中国人是通过 “意象”表现抽象意义，它完全有别于西方理性的逻辑抽象思维。在意象性思维占主导的高语境文化中，人们讲求 “意”不必在 “言”中尽显， “听者知其然必如言者之意其然，言者意其然必如听者之知其然”。［８］人们重 “意”轻 “言”，“微言尽意”、“入理言息”的思想至今在中国文化中体现甚明，因此到今天人们之间的交际仍然讲究 “话到嘴边留三分”、“听锣听声，听话听音”，这些讲得都是要理解话里的意思，千万不可停留在表层文字。而以拼音文字为载体的西文，就没有这种便利。不同于中国意象性思维方式，西方的思维方式以逻辑抽象性为主，连淑能将之称为实证性思维。像英语这样的声音语言最能体现这种推理、判断的思维方式。在英语中，文字符号本身不能直接表达思想，声音是文字符号（能指）与意义（所指）间的媒介。而声音不能形象化，因此必须形成抽象概念，这是主客分离时不得不产生的抽象。即西方的拼音语言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摹拟，而是人为规定的信号，信号以理性的规则建立象征符号，以声音组合决定意义，取决于人的主观分析、概括和抽象的能力，因而导致语言的信号化和逻辑化，比较容易上升到逻辑思维。［２］理性的抽象思维是一种对象化思维，它以语言为媒介，把客体作为摆在眼前的对象加以认识和研究。同时，它也是一种规定性思维，即从概念的规定性出发，通过对事物加以规定来把握事物的本质。［１３］因而，必须借助语言的力量来对事物的概念进行规定性描述、对事物的本质进行逻辑性推理。这使得在以拼音文字为载体的西方低语境文化中，人们的交际呈现出以下特征：以第二信号（语言、文字、符号、数字）作为思维的工具；以各种概念、判断和推理作为思维形式；以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１３］在理性的抽象思维观下，要想把握事物的本质，换言之，要想对人们交际中的文本意义进行成功的解码，就必须得借助语言的力量，因为语言是概念的形式、观念的结构、沟通的媒体。［２］

三、结语

“非言”还是 “言”，即特定语境文化中对于文本意义的解读是依赖隐形的文化语境多一点，还是依赖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的物质语境多一点？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关于文本意义的理解与阐释的问题，实则更是一个关于异质文化交际时，如何从思维方式转换的角度去理解中西文化差异性的问题。表现为 “非言”的高语境文化与表现为 “言”的低语境文化的不同实质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主体意向性、顿悟性与意象性特点决定了在中国这样的高语境文化中，有较多的语义信息存在于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人们更加崇尚 “心领神会”、重“意”轻 “言”、“微言尽意”等 “非言”的交际方式；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客体对象性、逻辑推理与抽象性的特点则更使得低语境文化中，绝大部分语义的解码是依赖于表现为言辞的文本本身的，人们的交际呈现了 “尚言”的特点。这一方面为中西异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从民族思维方式的高度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这也在中西思维方式的维度为文化对比与翻译研究工作拓展了思路。正如连淑能所言：翻译的过程，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而且是思维方式的变换。这意味着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２］值得广大的文化对比与翻译研究人员去深入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