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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魂.侠风.匪性——莫怀戚文学小说中的当代重庆江湖书写

论文编号:lw201808292156152071 所属栏目:当代文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8年09月14日 论文作者:www.51lunwen.com

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笔者通过梳理莫怀戚小说中当代重庆江湖的书写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士魂·侠风·匪性在重庆当代江湖这个场域中的独特性矗立。面对改开时代的热血与困惑,莫怀戚的小说承继了中国士之传统,但更发扬了商才为用的进击精神,士魂在守与变中熔铸。


第一章  士魂赓续


一  莫氏士魂

士作为四民之首,一般被看作是古代一个群体的社会属性,“今天中外学人往往视‘士’或‘士大夫’为学者-地主-官僚的三位一体”。不过,士固然有其社会属性,但士的含义却并不止于此,士之精神有时完全可以超越其自身的社会属性,那么从传承士之精神的角度来看,农民可以是士,商人可以是士,手工艺者可以是士,人人皆可以为士,只要其具有“为民请命”的生命追求,那么他就已经具备了能够被称为士的必要条件。因此,“与其说‘士’或‘知识分子’仅仅是一种身份,不如说是一种生存方式”,士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一种源于生命的价值信念,也就是所谓‘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余英时认为虽然士的传统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止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份走向了解体,但是“‘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这里余英时所称的“‘士’的幽灵”就是我所要论述的莫怀戚小说中的士魂赓续。 莫怀戚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转型,由原来的纯文学创作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推理小说的写作上,这就诞生了大律师系列和安明系列(我之所以将后者称为安明系列,而不称为安明三空系列,是我认为莫怀戚是有意创作一位与作为男性的大律师相对应的女性“大律师”,这种创作心态本身也符合莫怀戚小说时常流露出的对于美丽女性的深深眷恋之情)。

大律师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四律师事务所》,发表于 1988 年第 6 期的《芙蓉》上。系列推理小说,一般主要人物不止一个,更有固定的搭档模式,因此后来就有了大律师的两位助手——《渝州唱晚》的副主编后升为总编的武耀和刑侦处长单延昭。武耀的首次出场是在《当代》1989 年第 5 期刊载的《大律师现实录之三——美人泉华》中。单延昭的出现则标志着三人侦探团的成型,这是以《分忧》于 1993 年第 4 期至第 6 期刊载的《电话有无录音装置》开始的,此后三人侦探团还主导了《银环蛇的性美学效应》《陪都就事》《被误伤的渡者》《飞娥》《伦理案件侦破演义之二——帽上蓝鹰》和《大动作的小动机》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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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以载道

士产生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时”,整个中国处于分裂逐渐向集权转变的大时代之中。由于铁器牛耕的使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井田制逐渐被动摇,周礼开始崩溃,原有的意识形态阵地既已空虚,自然诸子百家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儒墨道法之士纵横驰骋于乱世之中。春秋以前的士,“以社会身份而言,‘士’限定在封建贵族阶级之内;在政治方面,‘士’限定在各种具体的职位之中;在思想上,士则限定在诗、书、礼、乐等王官学的范围之内”。而自春秋开始,士就从这些束缚中被解脱了出来,他可以自由的流动,乃至被称为“游士”。涩泽荣一提出的“士魂商才”正是在类似于春秋战国的明治维新时代提出的。
因此,每当处于一个大时代变动的时候,对士之魂的强调就会出现,文学是对时代的反映,面对改革开放的到来,莫怀戚以推理小说的形式完成了对于大时代的呼应,也就是莫怀戚自己说的:“现在,市场经济大潮涨起来了”。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经济时代,全民经商的热潮开始逐步酝酿,但在笼罩着浓厚国家主义氛围的新时期文艺初期则是以改革文学作为对于时代的回答的。1983 年的电影《血,总是热的》中罗心刚面对全厂职工有这样一段演讲:“有人说,我们的体制像一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齿轮已经锈住了,咬死了,没有希望了。但我要说,只要我们用我们的血做润滑剂,就能使锈死的机器起死回生。这话已经说烂了,不时髦了,没人要听了。可无论如何,我们的血,总是热的!”非常振聋发聩,是一名立场坚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肺腑之言,这其中有对国家最崇高的敬意,但很明显这些话语是庙堂之语,对于位居中下层的“游士”而言属于宏观叙述,离他们可能过于遥远,因此带有英雄崇拜的改革文学到了八十年代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那么,这样一个时代到底该如何把握?在这场经济的大潮中到底有没有什么文学线索能够进行全面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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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侠风飘荡


一  复仇之风

复仇是一个古老的侠风叙事母题,不过复仇侠风作为一种私力救济,首先牵涉到的是侠与法的关系。

侠与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历史上来看,对侠的渴求正是一种民族心态的不健全和不成熟,甚至是对法治推进的一个阻碍:“很难说中国古代没有完全公正的法律(即便是不健全),可是中国
人之不愿意‘法律解决’而宁愿‘以剑断是非’,这一方面隐透出整个民族心态的某种缺失,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归结到传统的侠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从维护正义的视角来看,侠有其存在的意义,并且侠可以辅助
法:“侠是正义得以实现的私力救济符号,法则是正义实现的公力救济或正式救济方式,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互补关系”。而从德与法的关系来看,侠其实也是一种道德的化身,侠义精神“是对自然法的直接援引”,侠义精神完全可以转化为法治资源,目前社会矛盾纷纭,如果对侠义精神丢而弃之,“将人们内心残存无多的对侠义精神的认同感都剔除殆尽,法治只怕会来得更加缓慢”。但侠的含义毕竟驳杂,其间难免泥沙俱下,对侠的取舍还是应该审慎:“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侠文化在本质上是与现代法治相违背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应取侠文化之精华,进行侠文化的制度重构,积极发挥现代社会合法私力救济的作用,并用法律规范其行为,将其纳入现代法治的轨道上来;同时,为了维护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我们也必须去除侠文化之糟粕,将其‘人治’本质扼杀在摇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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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然诺之风

《假手神明》(后以《情人的结局》为名收录于《情人的结局》,以同名收录于《电话有无录音装置》)写了一个然诺和食言的故事,但之所以用“假手神明”而没有用“然诺讴歌”作为小说标题,是因为莫怀戚想表达“我们中国人相当迷信,然而最少宗教情结,所以不少人缺乏内心的操守。这情形应该掉个个儿。

为了加重这种宗教感,莫怀戚不惜以华岩寺这个具体可感的佛教寺庙来作为舞台,虽然直接以宗教场所来阐发这种宗教感多少有些表面化,但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他的初衷,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在小说里,华岩寺是华总和伊人对牛大侠许诺的地方,华总在这里承诺永不抛弃蔡小玲,伊人在这里承诺不破坏华总和蔡小玲之间的夫妻关系,华总是在雄浑的佛钟声中许下诺言的,伊人是在晚祷的歌声里许下诺言的,但是最后他们都轻诺了,他们置宗教的神圣于不顾,因此他们遭到了来自“神明”的天谴。

不过,这个“神明”是需要假手的,假谁的手?假侠之手,假牛大侠之手。

宗教与侠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释家讲因果报应、天道轮回,但因果与轮回的实现最终都要靠侠义行为来实现,宗教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旷达,注重来世彼岸,这和侠风的重然诺、轻生死正好相衔接,宗教为侠义提供了理论支援,使得侠风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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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匪性沉吟 ..................... 31
一  枪械迷思 ................. 31
二  群架往事 ..................... 35
三  诗匪混战 .......... 38


第三章  匪性沉吟


一  枪械迷思

《隐性情杀》中祖铮在真武山茶史博物馆为了给郭启超一个“下马威”,故意“挑衅”场部(保安)队长,其时祖峥有这样一段话: 

祖峥将枪摊在手上,掂了掂,感叹道:“杀人的东西也都越做越艺术了!信不信,酒文化、茶文化,以后会出来一个枪文化?”

这段话间接反映出莫怀戚对于枪的一种独特情节。莫怀戚曾当过兵,服过役,后来大学毕业后,也曾在三军医大任职过一段时间,他对枪械是熟悉的,因此在他的小说中频频见到关于枪械的描写,而且乐此不疲,从早期的作品一直贯穿到后来的诸小说,甚至有三部小说的标题就是直接以枪为名,《枪口下盲目的亨德尔》《神枪手八岱》《神枪手麦麦东》。更因为莫怀戚对枪械有实操经验,所以,他的枪械描写是地道的,没有外行话。

《大陆轶事》里曾提到一个说法叫“打手风”,是说近距离使用冲锋枪可以不用瞄准。打手风其实是枪法非常高的一个境界,并不仅仅只用在冲锋枪上。对于神枪手来说,当与枪达到人枪合一时,感觉到了,只管击发就是,从来都是百发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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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