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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德语汉译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译介状态和汉译发展轨迹 [2]

论文作者:留学论文论文属性:本科毕业论文 Thesis登出时间:2012-06-29编辑:huangtian2088027点击率:10764

论文字数:12140论文编号:org201206292041145061语种:中文 Chinese地区:中国价格:免费论文

关键词:德语文学《世界文学》(1953-2008年)翻译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是根据《世界文学》来对德语进行汉译的方法进行了探究,留学论文并就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因为大家都是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①冯至先生此处所谓的“共同的问题和共同的命运”及“目标”不难理解,这是鉴于两国都是刚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国家,故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方面有许多地方可以相互沟通、学习和借鉴。因此,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在两国交好期间不仅斩获了极高的评价,而且也构成了建国后德语文学翻译的主旋律,占到了该时期德语文学翻译的50%左右。就题材而言,这一时期的译介作品主要可分为五大类:一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变革以及新制度下人们的思想斗争和思想转变。如《译文》1954年第11-12期上刊载的由黄贤俊翻译的弗·沃尔夫创作于1950年的六幕喜剧《女村长安娜》,讲述女村长安娜在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中带领村民建设新生活的决心以及以身作则的努力。②二是歌颂革命胜利以及捍卫和平的信心。在《译文》上首次出现的德语译作《鸽子的飞翔》就体现了诗人对于和平即将到来的信念。③三是反法西斯和反战。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弗兰茨·费曼的中篇小说《弟兄们》(高年生译,1959年第6期)。④四是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罪恶。斯蒂芬·海姆的《自由经济》(高年生、郭鼎生译,1958年第3期)和哈拉特·霍赛尔的电视剧剧本《白血》(叶逢植译,1959年第10-11期)在这一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五是歌颂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或其他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中国和民主德国文学交流正常化时期,不少作家曾前来中国进行访问交流并以中国为素材进行了文学创作。

1959年,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世界文学》选刊了各国作家创作的歌颂新中国建设的作品,在德语文学方面选译了乌塞的《石景山巡礼》(姚保琮译)和魏森堡的广播剧《扬子江》(杜文堂译)。①除了翻译这些可以被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体系②的文学作品外,《世界文学》还翻译了包括席勒、海涅、克莱斯特、歌德、维尔特和莱辛在内的古典文学作家的作品,它们约占同期德语翻译文学作品的1/3。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前三位文学巨匠———席勒、海涅和克莱斯特,他们分别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在1955年、1956年和1961年评选出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在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框架下频仍出现的文学翻译高潮再次证明了政治与文学的“合谋”关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被恩格斯誉为“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德国无产阶级诗人”③的维尔特。维尔特在德语文学史上并不占据重要位置,对于中国读者来讲也较为陌生,但是当时的民主德国政府对于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推崇备至,对于其诗歌中表现出的“人民性”和“革命性”赞赏有加,并出版了其作品全集,这自然引起了中国德语界的关注和重视,并随之将其引入中国。④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被翻译过来的作家有高·凯勒、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弗·格利尔巴彻、康·斐·梅耶和特·斯笃姆(即施笃姆)。在这6人当中,除了凯勒和托马斯·曼之外,其余几位皆是在60年代才陆续出现在《世界文学》中的。

这一情况说明,当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外交、文化交流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时,德语翻译界的重点亦随之发生转移,他们更多地转向选择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希望从中挖掘出反映底层小人物悲惨命运、表现广大人民美好情感和生活风貌、揭示人民群众的历史推动作用以及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野蛮和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题材。《世界文学》中所译载的亨利希·曼的《格利琴》(金尼译,1962年第1-2期)、格利尔巴彻的《老乐师》(傅惟慈译,1962年第12期)、梅耶的《普劳图斯在修女院中》(杨武能译,1963年第2期)和斯笃姆的《一片绿叶》(杨武能译,1964年第3期)无一不满足了上述选题要求。另外,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是作品翻译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杆。例如,亨利希·曼被称为“坚定的反法西斯和平战士和正直的人道主义者”⑤,其弟托马斯·曼更是因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呼吁自由与民主,反对原子武器而被誉为“历史判决的宣判者”⑥和“带来光明的未来的信使”⑦。至于得到译介的少数德语现当代作家,如茨威格和伯尔,这首先是由于他们得到了苏联的认同和肯定,且译文也多从俄语译出。⑧另外,从选题上看,所译介的茨威格和伯尔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命运的多舛和悲惨,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有效资源。

(二)1977-1984年:“十七年经典”的延续与“现代派”①的挺进在作为内部刊物发行的6期《世界文学》里,共有5位德语作家被译载,他们分别是维尔特、茨威格、伯尔、托马斯·曼和莱辛。显而易见,在政治上乍暖还寒的70年代末期,刚刚复苏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为了避免政治风险,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仍然比较保守谨慎,即首先翻译那些得到过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认同的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作家作品。上述5位作家显然符合了这一要求,因此,他们能够成为首批入选作家绝非偶然,而是历史文化语境使然。在《世界文学》正式复刊后,该翻译规范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除了上述5位作家外,杜仑马特(即迪伦马特)、海涅、列·弗希特万格、安·西格斯、斯·海姆、歌德和施笃姆等也在这一时期先后得到译介。他们在原有的翻译话语系统内大多占有一席之地,这样的翻译行为基本不会给译者带来责难或风险。与此同时,以译介卡夫卡为发端,《世界文学》为越来越多的德语“现代派”作家打开了大门,西·棱茨、格拉斯、巴赫曼、马·弗里施和卡内蒂等人的作品被相继刊载在《世界文学》上。

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卡夫卡及其《变形记》个案为例,简要说明七八十年代之交引入“现代派”作家的翻译策略。在《变形记》的“译者前言”里,译者李文俊首先从作品的社会认识价值层面,即帮助读者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若干带本质性的问题”———带有普遍性的人的“异化”、人的灾难感和孤独感问题②,对该作品加以肯定。正是由于卡夫卡尖锐深刻地刻画了他所生活时代的病症,译者引用英国诗人W.H.奥登的评价,将卡夫卡与在中国文坛被奉为西方经典大家的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同起来,从而确立了卡夫卡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卡夫卡“颓废作家”的帽子并没有被完全摘去,译者又指出,“卡夫卡的世界观是悲观厌世的,他对社会的反映也不是完整、全面的,[……]一般地说,不能给读者以通常欣赏艺术作品时应得到的美学上的享受。”③这样一种既肯定又批判的“一分为二”的姿态在其余几位作家身上也可略窥一二。在译介这些作家作品时,译者或编者一般会在“前言”或“现代作家小传”中强调作品“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黑暗、腐朽’的揭露和批判意义,突出其现实主义意蕴,”④在美学层面则把“现代派文学用种种方法归结、还原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⑤而对于那些较难纳入现实主义框架的文学作品,则往往采取“既译介又批判的方式,代写留学生毕业论文以对翻译对象的批判来掩饰自己与主流文学观不相符的具有超前性的审美倾向。”⑥尽管上述的这些译介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现代派”作品还是借助各种阐释方式和传播策略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尽管对于“现代派”,中国学者各持己见,争论不断,但在一点上仍存在共识,即对于“现代派”,“我们固不必盲目模仿,也不必盲目排斥,应当至少为开阔眼界而加以研究。”⑦这句话颇为中肯地道出了一代译者和研究者的心声。经历过“苏联模式”和“文革运动”的文学界和思想界已然充分认识到盲目模仿与盲目排斥的无穷祸害,因此很少有人否定为了“开阔眼界而加以研究”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德语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上开始得到了大量译介。

(三)1985-1989年:德语现当代文学译介的新局面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文学》在译介“现代派”作品时,其译者往往突出作品的认识功能,或者试图在译本与奉为正统的现实主义传统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以维护译介的合法性。这样一种翻译模式在1985年以后可能还在或隐或现地起着某种作用,但是已构不成主流。就《世界文学》中的德语文学而言,其显性作用的影子还留存于1985年第1期上由包智星选译的克·沃尔夫发表于1983年的极具影响力和轰动效应的小说《卡珊德拉》。在“前言”中,译者给出了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解读可能性,将其视为当代“反战”文学的成功范例,①并认为作家本人是一位“勇于面对现实、正视现实、关心人类前途的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②将克·沃尔夫归为现实主义作家的结论表明,译者当时考量作家作品的主要标尺依然是作品的主题是否贴近现实,反映现实,并自觉地将作品主题与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解读。但是,在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现实意论文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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