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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同时，译者在“前言”中也提醒读者注意作品中出现的大量蒙太奇和意识流等技巧与传统小说迥然不同，这也表明人们的审美目光正在逐渐回归文学自身，对外国文学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风格开始有了进一步的思考。继克·沃尔夫之后，译者或编者试图将某位作家纳入现实主义作家之列的阐释努力便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１９８７年“君特·格拉斯作品小辑”的推出，标志着德语现当代文学的译介走入了一个新局面。在此之前，格拉斯由于其个人的政治见解以及荒诞不经的创作风格，在《世界文学》中只有过零星介绍③，而此次由《猫与鼠》、访谈录、评论和版画构成的小辑则将一个较为完整的格拉斯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④

尽管编者对格拉斯的某些政治见解并不完全赞同，但还是比较客观地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真正做到了让读者从中做出自己的判断。⑤由此开始，国内对格拉斯的译介活动开始大规模展开。在８０年代中后期，国内的文化语境大大推动了纪实类文学作品的翻译。７０年代末到整个８０年代，中国的报告文学进入了高潮迭起并最终作为一个独立文体得到承认的辉煌期，１９８８年更因报告文学作品数量众多而被称为“报告文学年”。报告文学的异军突起也引起了外国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在《世界文学》中，同期的报告文学作品翻译要远远多于其他时期。在德语作家中，被称为“联邦德国‘第一报告文学作家’”的君·瓦尔拉夫的《最底层》和《头条新闻》分别译载于《世界文学》１９８７年第３期和１９８９年第６期。这两部作品皆是瓦尔拉夫凭借乔装打扮完成的，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与方法显然为中国报告文学作家提供了一块“可以攻错”的“他山之石”。同期，和报告文学同属纪实类文学体裁的传记文学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景气风潮，与之相适应，《世界文学》在选题上也向传记文学倾斜，并在１９８６年第２期上推出“外国传记文学专辑”。这一辑的特色是自传与他传兼备，在国内所见不多，可谓是别具一格。而就文体而言，“主要成就还是传记文学”⑥的茨威格的诗体特写———《崇高的一刹那》和《奥古斯特·罗丹》（绿原译）就更是“新鲜”⑦了。

另外，美国当代著名传记作家欧文·斯通创作的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小说《心灵的激情》也值得一提。由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建国后属于被批判的对象，因此，他的名字在建国后的３０年内为众人所避讳，更不要提为这样一个“反面人物”立传了。就这个意义而言，《世界文学》能刊载有关弗洛伊德的传记作品，实乃魄力之举，按照作家刘宾雁的说法，这应该是中国国内首次译介有关弗洛伊德的传记。①

（四）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文学翻译比赛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译介形式自１９９０年起，《世界文学》中的德语文学翻译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别文学翻译的特色，即以由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世界文学》编辑部联袂举办的文学翻译比赛为契机，每年（１９９１年除外）推出一位德语作家的专辑。这不仅推动了德语文学的译介，而且也为发现和培养德语翻译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可以说，德语文学翻译比赛，既是《世界文学》扩大国际合作的有意义的新尝试，也是德语文学译介史中的一件大事。不过，根据搜集的资料来看，这个德语文学翻译比赛最初并不是作为一个有连续性的系列活动来进行设计策划的，它最初的构想是举办一届“黑塞作品翻译讲习班”，而参加讲习班的前提条件是参加翻译比赛，译文优秀者方能获得参加讲习班的资格。活动的倡议者和组织者是１９８８年在北京成立的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其中，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第一任院长———米歇尔·康－阿克曼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②歌德学院的倡议得到了《世界文学》的支持，而他们更看重黑塞的政治立场：黑塞不只是一位普通作家，他更是一位提倡东西方文化互相吸收、互相补充的国际人道主义者。③

《世界文学》和歌德学院首度合作愉快，后续翻译比赛因而得以展开。１９９１年第２期上的启事“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本刊编辑部举办海·密勒（现译为赫·米勒）作品翻译竞赛”预告了德语文学翻译比赛梅开二度。虽然比赛结果在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就已揭晓，但是优秀译文直到１９９２年第１期才刊发，致使１９９１年《世界文学》出现了德语文学翻译为零的状况，这在《世界文学》５５年的办刊历史上还是第一次。１９９２年，第三届德语文学作品翻译比赛和研讨会如期举行，该活动作为一个大型的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才算真正被确立下来。从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８年，德语文学翻译比赛历时９年，举办了８届，几乎贯穿整个９０年代，它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不容忽视的一个层面，其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宏观层面讲，翻译比赛对于加深中德两国之间的了解，推动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其次，就翻译比赛的成果而言，它推动了当代德语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评论和传播。这个翻译比赛译介了黑塞、博·施特劳斯、赫·米勒、乌·贝尔凯维奇、莫·马隆、贡·维斯泼尔、冈特库纳尔特、英·巴赫曼、艾·傅立特、内·萨克斯、布莱希特、君·艾希和尤·贝克尔等人的作品，使这些尚不为中国日耳曼学界所熟悉的德语作家进入中国④并进而为中国普通读者所了解。他们的译介发端被锁定在９０年代的某个时刻，而不是在获得像诺贝尔文学奖等世界级大奖之后（如赫·米勒），令今天的中国译界也多少感到宽慰。再次，翻译比赛发现和培养了青年译者，促进了德语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这个翻译比赛引起了德语学习者和翻译爱好者的广泛兴趣，参赛者最多时可达七八十名。有些译者坚持不懈，数次参加，通过比赛的锤炼，提升自己对德语文学作品的整体把握及翻译水平。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５届翻译比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期三天的翻译研讨会。研讨会邀请中德学者、专家和参加比赛的优秀译者共同参加，就作家作品和翻译的具体细节问题展开讨论，这对于年轻译者较全面地认识、了解作家以及把握原作的主题很有帮助，而逐页、逐段、逐句、逐字式地分析及讨论过程更是让译者获益匪浅。①

（五）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德语文学的“多元景观”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一个比较稳定、平和、开放、宽容和多元的发展期，五六十年代那种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行一体化的运作机制在经济建设占据政治生活中心的新型条件下逐步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潜在的多元化情境”②。在多元共生的文化形态下，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逐渐完成从政治需求向文学追求的转变与回归，那种“追求人性的解放和直面复杂的人生”的文学作品更多地得到译者的青睐，同时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也成为翻译择取的重要标准。文学翻译进一步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具体到《世界文学》中的德语文学翻译，其“多元景观”首先表现为得到译介的德语作家，特别是第一次在《世界文学》上被译介的作家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前几个阶段。

据统计，在这１０年之内，《世界文学》共译载了６０位德语作家的作品，其中歌德、里尔克、茨威格、马·弗里施、克·沃尔夫、格拉斯、保·策兰、马·瓦尔泽、罗·穆齐尔、托马斯·曼、彼·汉德克、赫·米勒、弗·迈吕克和迪伦马特等共１４位德语作家曾经在《世界文学》上被正式翻译介绍，其余４６位德语作家是首次出现在刊物上。对这６０位德语作家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具有坚实的创作基础，创作形式多样而内涵丰富的作家得到了较多的译介机会。这显然秉承了《世界文学》一贯以来的编辑方针，即译介在国际文坛上获得一定认可度和知名度的作家，其中诺贝尔文学奖和各种德语文学奖项是重要的考量标准。于是乎，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和耶利内克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次年《世界文学》的重要封面人物。同时，每年德语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毕希纳奖花落谁家一直以来也是《世界文学》“世界文艺动态”报道的核心内容之一。

除了跟踪报道之外，一些毕希纳奖获得者，如福·布劳恩和弗·迈吕克等的作品也被翻译过来以飨读者。在作品的选择上，有的是选取其最新作品，体现了跟踪译介的特点，如１９９９年第４期上的《母亲的情人》（朱刘华译）为瑞士德语作家乌·维德默尔的新作；有的则是选取体现其美学思想或创作特色的代表作，具有一定的经典意义，如２００１年第６期刊载的布劳恩的《诗十首》（宁瑛译）。在德语当代文学的大“拼盘”中，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在德国各大文化机构的积极推介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这一作家群体也构成了《世界文学》的译介重点之一。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德国新生代作家代表团两度访华，为配合他们的访华之行，《世界文学》在２００６年第６期中推出了“德国新生代作家作品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