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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创办的第一份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留学论文它创刊于１９５３年７月，原名《译文》（月刊），意在纪念鲁迅先生，继承他上世纪３０年代创办《译文》杂志的传统，刊物的首任主编由茅盾担任。１９５９年，除文学作品的翻译外，刊物开始发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评论，并更名为《世界文学》，１９６４年，主办者改为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１９６６年它改为双月刊，“文革”期间一度停办，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在内部试发行一年后又正式对外发行。不管是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间，还是在１９７７年复刊后，《世界文学》向中国读者推介了一大批在当时国人还相当陌生的外国作家及作品，在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鉴于此，本论文以《世界文学》作为立足点和切入点，视德语文学翻译为一整体，以翻译研究学派的描述性译学理论作为理论背景，通过第一手的资料收集和实证研究，力求展现德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译介状态，揭示其成因并说明其嬗变。由于《世界文学》的发展几乎与新中国同步，不少单行本译著在出版发行之前会有一些选译的章节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相关书评也会在《世界文学》上刊载，因此汉译德语文学在其中的演变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性。通过《世界文学》这个窗口，我们对德语文学在新中国的汉译发展轨迹也可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二、《世界文学》中的文学翻译概述

（一）“文革”前《世界文学》中的外国文学整体译介态势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得以强化，具体到文艺工作，“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针以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考量标准成为了文学艺术活动，包括文学翻译工作的主导思想。在此大背景下，“文革”前的《世界文学》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上，视文学翻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以及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办刊宗旨方面特别强调刊物的教化与政治功能。①在政治先行的思想指导下，《世界文学》中的文学翻译作品几乎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风向标”。５０年代初，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均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于是《世界文学》中的文学翻译也出现了偏重俄苏文学的局面，尤其是在创刊的头五年内，俄苏文学一路飙升，从最初的３２篇上升至１９５７年的７２篇，占据了绝对优势。

到了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日益紧张乃至破裂，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逐渐减少。此时，加强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成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头戏。于是，扮演着“亲善大使”②的《世界文学》开始大量翻译亚非拉文学作品，以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和政治关系。在被迫休刊的前一年，亚非拉文学作品已突破百篇。与先后“大红大紫”的俄苏文学与亚非拉文学相比，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被边缘化。除了极个别的现代派作家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得到一定的译介外，一般得到译介的是具有“人民性”和“革命性”的欧美古典文学以及“优秀的”和“进步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前者如惠特曼、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席勒等，后者有小林多喜二、杜波伊斯和伯尔等作家。这一时期德语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相对有限。在５０年代主要译介的是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其次是１９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德国古典主义的作品。对于其他现当代德语作家，如茨威格和伯尔等也有所译介，但数量有限，解读单一。进入６０年代后，德语文学的翻译数量明显下滑，这一方面与中国国内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革命潮流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和民主德国在外交关系上的疏远。

（二）１９７７年复刊后《世界文学》中的外国文学译介特点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革”使《世界文学》一度被迫停刊，十余年间没有刊出任何外国文学作品。１９７７年９月，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拨乱反正的进行，《世界文学》得以“平反”复刊，并在试刊一年之后，于１９７８年正式公开发行。重新起步的《世界文学》在“新时期”伊始基本延续了６０年代的翻译主旨，“热情推荐亚非拉国家的进步文学作品，介绍和评论欧美各国的现代文学，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文学的反动思潮，特别是苏修领导集团的文艺政策及其恶果。”③以《世界文学》１９７７年内刊第１期为例，当期主要译载了朝鲜、巴勒斯坦、莫桑比克和南非等亚非国家和地区反映当前现实且富有战斗性的小说和诗歌，另外还编发了一些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在古典文学方面则选登了巴尔扎克的两篇小说。

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由王金陵翻译的苏联作家鲍·瓦西里耶夫的《这儿的黎明静悄悄……》及其评论文章，契合了当时对“为社会帝国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之需。尽管是作为反面教材，但是鲍·瓦西里耶夫的这部小说却打破了苏联文学在中国文坛近２０年的沉寂，在文学翻译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对现当代文学的“正名”，《世界文学》也开始积极译介欧美现当代文学，在正式复刊的第一年里就译载了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英国作家哈·品特的剧本《生日晚会》以及西·棱茨、纳·霍桑和艾·巴·辛格等众多当代作家的作品。除此之外，人们还读到了像《荒诞派戏剧评述》、《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评述》等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介绍外国现代文学流派的论文，大大拓展了中国读者的视野。

整个８０年代，《世界文学》在译介欧美现当代文学方面一马当先，先后介绍了荒诞派、意识流、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新小说派等各种西方文学流派，众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尚未获奖之前也已在《世界文学》上亮相，如品特、西蒙和格拉斯等。而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学》的黄金时期，它的最高发行量达每期３０万册左右。进入９０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人们的视野不断得到拓展，思想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就外国文学的译介而言，其开放性与多元化的趋势也更加明显。这首先体现为译介国家和地区的范围扩大。除了英、美、法、日等国家外，《世界文学》也加大了对北欧、大洋洲、加拿大、以色列和加勒比海地区等以前几乎没有或者很少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译介力度，为读者真正呈现出一幅“世界文学”的图景。其次，翻译作品的择取呈开放性趋势，这体现为《世界文学》在选题方面常和诸多外国文化机构展开合作，如“加拿大文学专辑”（１９８８年第２期）、“加拿大当代英语文学专辑”（１９９４年第５期）、“以色列当代文学专辑”（１９９４年第６期）和“英国当代青年作家作品小辑”（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在这些合作中，《世界文学》和德国歌德学院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先后举办的８届德语文学翻译比赛占有特殊地位，下文还将对此展开论述。截止２００８年年底，《世界文学》已走过５５个年头，共出刊３２１期。它在新中国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并且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存在与成长是一个重要的“良性标志”①，因为它不仅构成了“一部中国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史，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变迁史。”②有关《世界文学》中翻译作品的主要输入来源及数量统计参见下表。

三、德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译介１９５３年至２００８年间，《世界文学》共翻译各类体裁的德语文学作品３４８篇，其中德语小说（中短篇小说居多）１６０篇，占全部德语翻译作品的４６％。继小说之后，德语诗歌也得到了较多的译介，约占全部翻译作品的１／５。其他文学体裁如散文、剧本、日记、书信、报告文学和谈话录等在翻译中也均有所涉及，约占翻译总数的２５％，但对文学理论的翻译略显单薄，不到１０％。（参见下图）下文将分五个阶段论述德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译介特点。

（一）１９５３－１９６６年：以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学为主旋律的德语文学译介冯至先生在《略谈德国现代文学的介绍》一文中，认为德国文学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繁盛期———中世纪的诗歌、古典文学时代以及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并认为在此三者之间，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对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具有特别突出的借鉴意义，这是因为“它和我们之间有共同的问题和共同的命运，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