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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俄国农奴制得以在欧洲资本主义大潮中顽固地存在,有其深刻的文化因素:东正教信仰、村社文化的熏陶铸就了俄国广大民众忠君、忍耐、顺从、缺乏个性和反抗精神的性格;俄国知识精英提出的废奴思想的迟至及其脱离社会现实,导致废除农奴制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少较广泛的认同。文化因素助长俄国农奴制长期存在的事实,从反面告诫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略文化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农奴制东正教信仰村社文化废奴思想

俄国农奴制度15世纪末开始形成, 17世纪中期最终确立, 19世纪中期才被废除。这期间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确立和大发展时期。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俄国却能一次一次地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最终确立农奴制,并不断强化、扩大农奴制。俄国农奴制为什么会如此顽固地存在?这与沙皇专制制度及俄国固有的村社制度密切相关,一些学者虽然对此已有深刻的论述,但从文化视角的分析尚不充分,基于此,笔者试论之。

一、逆资本主义发展潮流而存在的俄国农奴制

农奴制是近代俄国社会的一大特点,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造成俄国经济一直落后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原因。俄国的农奴制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潮流中长期存在,可谓顽固至极。15、16世纪,西欧农奴制度已经土崩瓦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航路开辟等重大事件直接将西方送入了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处于凯歌行进时期。而这一阶段的俄国则处于不断加强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确立农奴制时期。农民农奴化过程是伴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和加强、封地制和劳役地租的发展及集权国家经常进行的兼并战争而展开的。15世纪下半期以前的耕作农民是有自由迁徙权的,但随着国家集权的加强和封地制的发展,各级统治者认识到加强对农民控制的重要性,于是开始了俄国农民农奴化的进程。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法典,其中第57条规定:只有“尤利节”前后两周农民可以离开现有封建主,这是第一次用法律形式限制农民的出走权。1550年,伊凡四世颁布法典规定:农民在交清住宿费后,才可在“尤利节”前后两周离开封建主,这使许多农民因交不起住宿费而不能离开封建主。16世纪70年代俄国全国性的经济恐慌,迫使伊凡四世于1581年开始进行人口、土地调查登记,首次实行“禁年”,禁止农民迁徙,并废除了“尤利节”。

16世纪80年代又连续实行几次“禁年”行动,这为农奴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基础。1592—1593年人口土地调查登记工作基本完成,沙皇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凡是登记在某个封建主名下的农民,就成为该封建主的农奴,不得迁徙换主。1597年,沙皇费多尔颁布追捕逃亡农民的法令,规定凡农民逃亡在5年之内的均可由原主人带回。1607年,沙皇叔伊斯基颁布法令,规定追捕逃亡农奴期限从5年延长到15年。1649年,沙皇阿历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最终推出《法律大全》,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出走权,赋予农奴主对逃亡农奴拥有永久追捕权,确立了农奴及家属在人身、土地和司法上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这标志着农奴制在全国范围最终确立。1649年是世界史上留给人们深刻印记的一年:俄国通过颁布法典全面确立了农奴制,英国则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宣告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18世纪是西欧各国原工业化进程全面开展时期,即为工业革命进行资本积累的时期。而此时的俄国伴随着彼得一世、叶卡捷林娜二世两位大帝的领土扩张,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扩大,农奴制被移植到克里米亚、黑海北岸、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沿岸。18世纪下半期,俄国农奴制发展到顶峰,而此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却热火朝天地进行着。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已宣告完成,西欧其它国家的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此时的俄国农奴制在西欧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正经历着深刻的危机,思想界废除农奴制的呼声在提高,但统治阶级死死守住农奴制,并不断加强对农奴的剥削。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俄国统治者才警醒。沙俄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主题是领土扩张。对外扩张的“不断凯旋”是俄国农奴制、沙皇专制政体牢固存在的基础,一旦失利,农奴制内部的落后性和腐朽性就会暴露无遗,沙皇的统治危机也就来临。

发生于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以俄国为一方,以英、法、奥和撒丁王国为另一方的争夺对土耳其控制权的战争。俄国的战败是封建农奴制农业国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国战争的失败,充分显示了农奴制俄国的落后和腐朽:在战争中,“俄国仍使用滑膛枪,其射程仅是英法来复枪的1/3。俄国海军战舰仍旧是帆船,而联军已更新为先进的汽船。俄国南方没有铁路,军用物资全靠大车运送,弹药、粮食供应极度不足。联军却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占领区修筑了铁路,能及时地补充作战物资。…俄军还缺乏必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甚至没有作战地图”[1](P127)。战争一结束,亚历山大二世及统治者就认识到俄国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工业化,而农奴制是制约工业化开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维护沙皇专制统治,亚历山大二世才被迫实行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俄国农奴制如此顽固地存在,文化方面的因素是不应忽视的。

二、文化因素强力支撑了不合时宜的俄国农奴制度的顽固存在

1.东正教文化因素的影响从988年罗斯“受洗”到15、16世纪,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早已融入到俄罗斯人的血液中,成为构成俄罗斯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东正教、天主教、新教统称为基督教,三个教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教规教义的不同上。基督教最早于1054年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新教是在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中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的。东正教被认为是三派中最墨守陈规的教派,它的清规戒律最多。东正教会认为,惟有它属于正统教派,其教规教义是绝对真理,永远正确,不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东正教会对古代的教规教义从未进行过革新运动。16世纪欧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从天主教中分裂产生出来。新教伦理中蕴涵着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积极奋斗、追求事业成功和勤俭创业的资本主义精神,故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有利地推动了新教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股改革大潮的推动下,自恃为天下“最大”的罗马教廷就倡导了祛除自身某些弊端的天主教改革,东正教却依然如故地保守旧有的一切,这对之后俄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东正教信仰对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形成、国家制度及国家道路的选择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俄国封建主阶级强烈地要求农奴制(加强农民的依附地位),沙皇政府得以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农奴制及广大农民基本顺从地接受农奴制并能承受农奴制长期残酷的剥削,应该说东正教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各阶层都从东正教思想中吸取所需,因为这种宗教是一种“为社会不均和剥削祝圣的宗教。……它具有一神论、圣徒等级制和死后报应的思想,具有关于统治和服从的完备学说和不以暴力抗恶的道义”[2](P15)。在宗教思想方面,上层阶级最感兴趣的是人民要博爱,要服从上帝和沙皇,要服从统治者的思想。统治阶级把东正教的许多宗教思想当成维护专制制度、农奴制度的有力思想武器。广大劳动人民则更多地从东正教思想中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久而久之养成了忠君、忍耐、顺从的性格。

受拜占廷东正教的影响,俄罗斯东正教在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的同时,更强调教权服从于王权,宣扬任何人不得强行篡夺王权,同时也要求王公向人民和上帝负责,违背上帝的旨意滥用职权就会受到惩罚。俄国村民深受此影响,认为沙皇既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圣者,还是上帝的代理人;沙皇既要管理国家,又要拯救灵魂。东正教提倡苦修,鄙视肉身,认为“肉体的本质是罪恶的,是与精神上的人对立的”。“为了拯救灵魂,必须牺牲肉体”[3](P140)。这种思想使生活在农奴制残酷剥削压迫下的广大农奴相信为了求得灵魂的救赎,死后入天堂,就应该忍受身体的劳累和苦痛。东正教僧侣在日常的传教活动中,注重宣传普遍平民化的社会理想,“认为一切世俗的东西,其中包括社会地位和名望、财富和舒适等,都应当彻底地拒绝和否定”[4]。这种宣传对广大穷困的村民会起到一种心理抚慰的作用,使他们面对生活现状会产生些许无奈的满足感。东正教还特别强调上帝“道成肉身”拯救人类和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