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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七世纪下半期俄国发生的宗教分裂运动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分裂,尼康的改革使俄国教会分成尖锐对立的两派,极大地动摇了教会权威。尼康的改革有助于加强整个东正教世界之间的联系,分裂运动实际也是国内开放与封闭势力之间斗争的体现;宗教分裂运动意味着中世纪价值观开始解体,号召个人反抗权威的近代文学逐渐脱离国家和教会,近代个人精神的雏形开始萌芽。

关键词　分裂形式主义改革末世论

18世纪的彼得改革使俄国步入近代,文化生活逐步变得丰富多彩。而十七世纪的俄国在一般人印象中则仿佛黎明前的黑暗,沉睡在莫斯科公国的停滞、封闭与僵化之中。这其实是一种误解,17世纪的俄国以动荡时期(Смута)和王朝更迭为开端。历经莫斯科、诺夫哥罗德等地的多场贵族反对王权的斗争,见证了拉辛领导的农民暴动,最后以宫廷政变结尾,可谓是充满诸多矛盾的一个时代。它已失去了中世纪文化氛围上特有的那种安稳平静,与西方世界日益增多的交往更激化了思想上的探索和张力。发生在17世纪的宗教分裂(Раскол)就是个鲜明例证。这场运动使俄罗斯教会分化成尖锐对立的两派:尼康派(никонианы)和旧信仰派(староверы),又称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цы)或分裂派(раскольники)。它极大地动摇了教会曾有的权威和稳固地位,在它之后俄国东正教势力明显转向衰微,在二十世纪初政教一体的国家制度最终被彻底摧毁。

宗教分裂运动开始于牧首尼康的改革。长期以来,俄罗斯教会使用的宗教典籍多由希腊语翻译而来,其中难免有误译。日积月累,这些错误已经影响到了教会的仪式。为巩固和加强教会地位,尼康于1653年着手实行教会仪式改革,旨在在俄罗斯全境各教区建立起统一一致的宗教仪式规范,消除各地仪式上的区别和不同版本的祈祷书之间的差异。

早在16世纪召开的百章会议上就有人提出应该校订祈祷用书、规范礼拜仪式(1551年伊凡雷帝首次召开全国缙绅会议、商讨国事的时候,提出了包括宗教改革在内的诸多议题,会议内容后被总结为一百条,史称“百章会议”(СтоглавыйСобор))。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任沙皇米哈伊尔在位期间,国家设立专门委员会研究解决这类问题。一些来访的希腊籍高级修士也敦促改革。但因为牧首不动声色、却又不屈不挠地对抗,改革迟迟得不到推行。及到沙皇阿列克谢统治时期,出现了复兴宗教的浪潮,沙皇本人希望在宗教礼仪和习惯上与希腊正教看齐,而统一规范、改进教士们的言行、使教会的各项职能具有更高的精神感召力和更得体的风格已经成为教会绝大多数人士的共识。1652年尼康在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被正式加冕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这位脾气激烈、性格果断的教会新领袖立即以全部热情投入改革。

由于莫斯科没有真正精通希腊语的专业人士,就从基辅请来更有希腊正教素养的高级僧侣协助工作。这些饱学之士的确在手抄本中发现许多与希腊版本有出入之的地方,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手抄本作者。校勘圣书时,大家在何谓“古代范本”这个问题上意见发生分歧,以大司祭阿瓦库姆(其震撼人心的自传《我的生平》(“Житие,имсамимнаписанное”)是关于人类信仰的一部伟大自白)和丹尼尔为首的一部分神职人员要求以古罗斯传下来的祈祷书为范本,反对派认为希腊的才是更古老的,斯拉夫文本在年代上应该是靠后的,其实斯拉夫文本和希腊文本的相互关系并非那么简单,不能完全归于“译本”和“原本”的关系,不是任何希腊文本都比斯拉夫文本更加古老,更加是“原本”。牧首尼康决定以希腊文本为校勘标准,希望此举能有助于在莫斯科牧区的带领下联合欧洲和亚洲地区所有东正教会,另一方面也有意加强教会对沙皇的影响力。此举得到了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1654年的宗教会议批准了对宗教经书的所有修改,国家书局于是发行了按照教会要求校订过或重新翻译过的祈祷用书。尼康又致函君士坦丁堡牧首,提出关于宗教礼仪上的一系列疑问。作为俄罗斯教会的回应,君士坦丁堡牧首召集会议正式批准尼康的改革。一名教士(АрсенийСуханов)被派往希腊正教圣地阿陀斯山(Афон),专门取回五百卷经书,又从安提阿牧区和亚历山大牧区请来学识渊博的僧侣,协助校对(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安提阿和亚历山大四个牧区是东正教会最早设立的四大牧区)。1653-1656年间尼康进行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将祈祷时的跪拜改为鞠躬礼,仿效当时希腊教会的礼仪用三指划十字代替两指划十字,赞美诗(阿利路亚)要唱三遍而不是两遍,教堂礼仪行列行进方向要自西向东(朝着太阳)而不是自东向西(顺着太阳升降方向)。同时对宗教礼仪书籍中的一些错误按照希腊文本进行了校订,如将”耶稣”一词的俄文写法由Исус改为Иисус等。

神圣礼仪的突然变化、新式祈祷文的出现、以及这些变革的强力推行首先引发部分僧侣的不满,他们公开宣称要保卫“旧信仰”,还有一些不满朝政的阿列克谢的幕僚也加入到反对派中。1658年尼康与沙皇决裂,被一个地位软弱的教士所取代。1666年-1667年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宗教会议,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的牧首出席会议。该会议谴责了尼康贪图最高政治权利的野心,革去其牧首职务,但批准了尼康的全部改革内容。反对派于是只剩下两条路可走:要么屈服,要么公开对抗教会。他们选择了后者。在宗教会议通过了处死和流放一批反对改革者的决议后,俄罗斯教会发生大规模分裂。分裂派号召信徒们远离罪恶、保存旧信仰、拯救灵魂。他们逃到伏尔加流域的密林深处及俄欧北部西伯利亚等人烟稀少的地方,建立起自己封闭的小社会。从1672年到1891年,据估计约有两万名旧礼仪派信徒在集体自焚中丧生。尽管官方教会对旧礼仪派实行严酷迫害,在十七世纪该派人数还是不断增加,不少人离开俄罗斯去到他乡;十八世纪国家和教会放松了对旧礼仪派的追击,该派内部分裂成几个相互独立的小派别;后来旧信仰派不断分裂,但始终没有消失。最重要的一次分裂是分为教士派(поповцы)和无教士派(беспоповцы)。没有教士就无法进行望弥撒的礼拜仪式,无法举行大部分的圣礼,总之传统宗教生活的核心内容都会缺失。教士派千方百计吸引官方教会的教职人员,无教士派则开始以全新模式组织宗教生活。十九世纪国家对旧礼仪派听之任之,不再干涉。到1917年革命前后,旧信仰派号称有几百万信徒。

尼康的改革没有涉及教义或教理上的变化,却仍然遭遇如此大的阻力,这一点与西方的宗教改革正相反,西方基督徒反抗教会权威是因为他们要求变革,而俄罗斯教徒反抗教会是因为他们不接受对传统宗教礼仪的任何一丝细微改变。教会改革派也同样拘泥于形式,将内在精神与表面文字混为一谈。君士坦丁堡牧首在1655年致尼康的回信中曾提出,在关系到信仰的根本态度和主要问题时,各地教会要保持严格统一和一致,而宗教礼仪和程序上一些表面细节的不一致是可以容忍的,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也是难以避免的,毕竟宗教礼仪规范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非一日之功。但尼康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形式上,他的改革带给人不少新印象,却没有新思想。同期的西方宗教改革则在内容上提出旗帜鲜明的革新口号,比如路德宗提出的“义人必因信而得生”(罗马书1:17),否定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尼康的改革既不致力于回归东方希腊教父的哲学本源,也不想复兴拜占庭的文化传统,他希望的是在仪式方面与希腊看齐,与东正教世界保持一致。

官方教会对形式的刻板要求和旧信仰派狭隘而暴力的表现说明,与同期西欧的神学发展成果相比,在俄罗斯,对诸如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人与上帝等宗教问题的理解还相对滞后,宗教的内容落后于形式。分裂运动带来的剧烈震荡显示,中世纪的宗教价值观正越来越明显地走入死胡同。

那么,是否可以把造成那么多流血冲突和残酷镇压的宗教分裂运动仅理解为形式之争?为什么人们要对这种表面的宗教礼仪如此循规蹈矩,为了细节大动干戈、毫不退让?在今天我们会觉得匪夷所思,但真正深入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之后,就会对这场运动的本质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既有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特点的内在原因,又有国家发展的外部历史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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