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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五四先驱们揭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从西方远隔重洋请来的，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土著居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新知识分子的研究表明，他们的思想是17世纪以后西方各种思想的大杂烩，而他们特别推崇的则是来源于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1](P415)其实,向西方看齐并非是五四时期所特有的,自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2](P1469)事实上，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既有的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之声就不绝于耳“。东方不亮西方亮”，于是就开始了“别求新声于异邦”。首先觉察到的是“夷之长技”，认为中国在器物方面不如人先进，应该学习人家的“船坚炮利”。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略有见识的、开明的地主阶级实力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企图通过“师夷之长技”，以扭转颓势。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仅仅学习器物是行不通的。血淋淋的事实告诉先进的中国人，西人的先进之处，不仅在于器物而在于较深的政治文化层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维新运动，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变法革新，企图进行君主立宪，以挽救大厦将倾的清王朝，终究无力回天。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建立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行了辛亥革命，一举埋葬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然而当时资产阶级共和国处于浸染太深封建主义的社会大环境下，经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打击，，这块招牌名存实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须从思想文化上对封建文化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方能奏效。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五四先驱们在文化思想领域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他们借助的武器仍是西方的“老家当”——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武器，其中的核心就是“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

二

然而，这种长期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直倾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把它当作中国学习、仿效的榜样的局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风向”有了迅速的转变。一向推崇的西方文化受到了质疑，先进中国人在向“西”的道路上迷茫了，看不到出路和希望，于是便踟蹰不前，不禁扪心自问中国向何处去？

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达四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无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都两败俱伤，昔日高度繁荣西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顷刻间化成了一片废墟和瓦砾场，所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令人震惊的巨大灾难和混乱，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陷入严重的危机，一时仿佛看不到多少光明的前景。不但西方国家许多人陷入深重的失落感之中，不少西方学者指出西方文明“没落了”，而且在中国也出现“资本主义文明破产论”。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文化激进主义者，都从自己特定的角度出发，纷纷直率地表达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质疑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一种墙倒众人推之势。一部分人重新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东方文化，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西化”也由此产生重大分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转向同样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大力鼓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大为减少了。

1920年，曾经讴歌过维多利亚的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在游历了一战后疮痍满目的欧洲之后返回中国，整理了他在西欧耳闻目睹的观察和感悟，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文，在文章中他用自己“常带感情”的笔端描述了战后西方人凄惶、失望、不安的复杂心态，由此断言曾敬慕已久的西方凭借科学建立起来的物质文明已经破产，要从“别求异声于他邦”转向我们祖宗留下的“金饭碗”——儒家文明，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拯救欧洲。梁氏的上述预言，实际上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欧洲资产阶级凄惶不安的悲观情绪在其文章中的折射。他主张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主体，吸取一些西方文明，构成新的文明。并幻想用这种“新文明”去拯救和超度处于行将破产的西方物质文明。他说的“以中补西”论，实际上是重新用“孔化”来代替“西化”。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就如一颗重镑炸弹在中国文化界炸开了锅。紧接着，1921年1月，陈嘉异发表《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一文，明确宣布自己是东方文化的崇拜者，反对一切赞扬西方文化及融合东西文明的观点，他认为东方文化具有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优点，我们的东方文化必然会成就将来的世界文化。

与梁启超、陈嘉异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怀疑批判的言论相比，更具影响力和震撼力的著作是梁漱溟在1921年秋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梁漱溟是代表着文化保守主义持守旧立场的重要人士，从文化渊源、人生哲学的角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理论上比较系统的反思和总清算。此书的基本论点是：欧洲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分属于三种完全不同的“路向”，欧洲的路向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的路向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的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3](P422-423)在上述“三路向”划分的基础上，梁漱溟断言这三种“路向”的不同，实际上是三种文化的不同，其间并没有什么先进落后之别。而从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上看，在西洋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西方文化，因科学发达、物质进步，现时已经暴露出众多弊端，其人生哲学已经走到末路，整个西方文化已经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地步，可见西洋的路向已经走不通了。而以“意欲反身向后”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明时代又没有到来，因此，时下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第一路向过渡到第二路向，濒临破产的西方文化要想摆脱危机，就必须走中国文化的“正道”。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序言里，梁漱溟写道：“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4](P543-544)很显然，梁漱溟以极为独特的视角来批判西洋文明，他通过“文化三路向”的理论图式，向世人宣告，西洋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由于梁氏的批判论是建立在精致的思维、系统的构架和哲理辨析的基础上，因而其理论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强的震撼力。也许这次打击沉重又致命的缘故，使得许多本已摒弃儒教的知识分子无所适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恰如其时就如一根救命稻草。

在“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的第三阶段，除了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批判之外，文化激进主义者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更加坚定彻底。其中以瞿秋白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文章最具代表性。在文章中，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西方文化，现已经由资本主义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5](P380-381)西方文明尽管在20世纪已百病丛生，但与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相比“，这种技术文明还是包含更多的科学成分。”[6]但与社会主义相比，二者则都应摒弃。他断言：由于资本主义文明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而且这个伟大的运动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生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6]虽然瞿秋白对封建主义和资本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