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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历来重视民粹主义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探索,因而侧重于对其社会政治纲领的研究;而深入到它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世界观特别是文化观的研究,则向来显得薄弱。鉴于民粹主义的文化观在其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加深理解整个民粹主义思想理论和社会政治纲领及其本质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无法把握并了解其激进革命主义的本质,不能洞察民粹主义在俄国革命中源远流长的思想脉络,也无法看清它在整个20世纪的深远影响。民粹主义是俄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俄国沙皇专制农奴制度是少数最残酷、最专制、最暴虐的制度之一。它造成人民极端无权的状况,民众任由官僚、警察鱼肉摧残,农奴处于人身依附地位,他们一年到头过着衣不蔽体、食若豚彘的非人生活。这种状况引起了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少数先进分子的愤慨和抗议。这些先进分子起初是来自少数所谓的“忏悔贵族”,后来是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平民知识分子。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引起了他们深沉的思考:是走西欧那样的将人民引向贫困破产、充满血污的道路,还是选择一条俄国独特的、能避免西欧命运的道路?正是在对这一根本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中,产生了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潮。

俄国民粹主义萌生于19世纪40年代,形成于50—60年代初,在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发展壮大并达到高潮,经过80年代的危机和分化,后来以新的形态在90年代和20世纪继续存在和发展。这股思潮在俄国持续近一个世纪,甚至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以后,它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影响。俄国哲学家弗兰克在1909年谈到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时这样写道:“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第一次响起了知识分子意识中所没有的尊重文化、尊重生产力(物质的和精神的)之提高的主题,第一次注意到道德问题是从属于文化问题的,……但是这些内容没有能够长期主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所向无敌的压倒一切的民粹主义精神吞噬和同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今自觉的民粹派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之间的区别,至多只在政治纲领和社会学理论的不同,而全然不具有原则性的文化哲学分歧的意义。俄国知识分子就其伦理本质而言,从大约70年代至今都是顽固不化的民粹主义者。”(弗兰克,第57页)作为生活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哲学家,弗兰克的这一描述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在过去苏联时代有关民粹主义的著作中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后,民粹主义就偃旗息鼓、一蹶不振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此外,弗兰克还指出当时“自觉的民粹派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之间的区别”,“至多只在”社会政治纲领的不同,并不在“文化哲学”、文化理论和文化观点的不同。这就提出了研究民粹主义文化观的重要性问题。因为在上述两种民粹派之间,透过他们“全然不具有原则性的文化哲学”的分歧处,我们正可以窥见,何以“越左越好,越高尚,越纯洁”(弗兰克,第85页),成了1905年革命前那个时代以及此后相当时期(甚至包括苏联时期)俄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突出的精神特征,而民粹主义的文化观所表现出来的激进革命主义,何以又在俄罗斯传布得那样广泛,并在日后绵延持续得那么长久。

二

所谓民粹主义的文化观,就是指民粹主义对文化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通过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原始文献和近些年出版的俄国思想史资料的考察,以及对苏联解体后得以面世的有关民粹主义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观,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文化和文化进步由“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创造并实现,由人民付出的血汗代价所换来

民粹主义的文化观是同其历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粹主义遵循的是“英雄与群氓”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其著名代表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即以《英雄和群氓》等文章而驰名。民粹主义“宣传派”理论家彼·拉·拉甫罗夫也宣称,个人作为“社会的推动者”,“创造了历史”。(拉甫罗夫,第95页)他论证说,“历史只有思维活动的影响下才会产生”,而“思维只有在个人身上才是现实的”,因此,是“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推动了历史,推动了文化的进步和文化的改造。(同上,第82、86页)

在此,民粹主义特别强调思维和批判对于文化的作用。拉甫罗夫认为,文化在“在思维影响下不断变化”,也“由思维来加以改造”,“思维是使社会文化具有人的美德的唯一活动者”。(同上,第85-86页)而“在从任何一种文明继承下来的习惯中,都包含有批判的习惯,而正是它引起历史的人道因素,引起发展的需要和由这种需求导致的思维活动。对科学的批判可以使世界包含更多的真理;对道德的批判可以在生活中更广泛地运用科学和正义;对艺术的批判可以更完善地掌握真理和正义,使文化更富于人的优雅。”(同上,第84页)因而,民粹主义关于文化进步的动力、文化进步与社会知识精英的关系的看法,可以用以下两句话来概括:文化的进步是由批判思维所推动的,也是由体现批判思维的“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来实现的。

至于人民在文化进步中的作用,民粹派认为,文化进步是由人民付出血汗和辛劳,以他们世世代代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是“社会的大多数”,即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能使几个思想家得以在自己的书斋里谈论人类的进步,才能开办几所规模不大的学校培养教育家。拉甫罗夫说:如果计算一下为“当代有教养的少数人”之“生存和发展”付出的“劳动价值”,同时也计算一下为此而“丧失了多少人的生命”,我们的同时代人“很可能会大吃一惊”。(同上,第60-61页)在他看来,“有教养的少数人”所获得的文化知识,是人民世世代代流血流汗供养的结果。

每当一种社会制度进入危机期,往往总会从这种制度内部走出一批“逆臣贰子”,就是说,要从统治阶级的成员中产生一些反叛者出来。19世纪上半期,俄国少数贵族青年受到西方特别是法国先进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思索俄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他们当中一部分先进者看到俄国人民尤其是农奴生活在非人的境况中,便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可以养尊处优,还享有文化,而下层人民,农民和农奴,却过着非人的生活?这些先进分子以俄罗斯人特有的宗教气质,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描写的贵族青年涅赫留道夫那样,开始“忏悔”自己的罪过,滋生一种“罪孽感”。他们认为,像他们这些“文明的少数人”,其知识、智慧和进步,“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而“多数人”则“被剥夺了达到体魄和思想灵巧的可能性”,失去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同上,第58页)正是出于这种“罪孽感”,他们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要为社会进步服务,“偿还”多数人为他们获得文化而付出的血泪代价。

这样,在俄国社会上便出现了少数对社会问题极为敏感、而且勤于思考和探索的所谓“忏悔贵族”。他们深切而真挚地同情俄国人民及其命运,决心为他们争得社会正义与公正。正像拉甫罗夫在《历史信札》中所写的:这些少数有教养者当中的“一小部分”,深感自己所获得的舒适生活和文明思想“都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苦难或劳动换来的”。在他们看来,“过去的事”已无法拒绝和纠正;但“只有努力在社会中传播真理,体现更多的正义,才能偿还这个代价”。(拉甫罗夫,第65、90页)

这些获得文化的“少数人”,正是抱着这种“负罪感”,以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来“偿还”人民为创造文化而付出的牺牲和苦难。他们自称为“人民派”,具有深切的人民性立场,对沙皇专制农奴制充满了仇恨。在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留着农民的胡须和发式,“到民间去”,或做人民教师,或以大夫身份为农民行医,都表现出了真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他们毕竟同人民有相当距离,不太了解农民,也不为农民所了解,结果闹出许多误会,使“到民间去”的运动遭到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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