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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民族风格,或作民族修辞风格,与反映写作者、讲话人一己特点的个人风格不同,是一种集体规约性的宏观风格。与之相类似的宏观风格,可以举出时代风格、流派风格等。宏观言语风格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很少有人对此怀疑。涉及这一现象的零星或隐性、间接的论述也时有所见,特别是在翻译理论文献中,但真正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却并不多。在翻译理论著作中间接涉及到言语民族风格的,可以举出В.Н.Комиссаров的《Современное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为例。科氏在论及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法时提出,可采用统计方法来进行原语与译语表达特点的比较。他指出,要弄清它们习惯上“是多用动词还是多用名词,它们使用带感情色彩词语的密集程度如何,造句一般是长是短,使用表达逻辑关系的连接词语是多是少,等等。”(2002:24)应当说,Ко-миссаров勾画出的几点,实际上就是民族言语风格的重要特征,虽不一定面面俱到,但却十分精准典型。俄语与其他西方语言比较,可以此为标尺;俄语与汉语比较,这几点更是要中之要。在纯语言理论著作中,涉及到民族风格问题,而且给人比较深刻启迪的,可以举出В.Г.Гак的《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лексикология》(1997)。Гак在书中对比的是法语和俄语的词汇系统,准确地说,作者研究的中心是法语,而俄语则是用以对照的镜子。可贵的是,书中对两种语言词汇特点的分析不限于静态结构层面,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作者对法语和俄语言语实践的考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词语的修辞—语体色彩问题。

有理由认为,这也是言语民族风格的一个侧面。Гак采用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是翻译对比。他选择几部著名的法语小说,对照优秀的俄译本,细致观察其中用词的规律性差异。观察的结果是发人深省的。例如,Франс的小说《Таис》中:des maison(дома)译为обители; repas(еда)成了яство;maladies(болезни)改为немощи;action(дейст-вие)换成了действо。再如Мариак的《Мартышка》中:Monte a ta chamber!(Идивсвоюкомнату!)译为Маршвсвоюкомнату!Je ne veux plus le voirici(Янехочу,чтобыонприходилсюда)变成了Янежелаю,чтобыэтамартышкашляласькнам.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法语的文学作品喜用中性词语、中性表达法,而俄语在同样的场合倾向于使用情感—表现力色彩浓重的语言手段。Гак强调指出,这并不是说法语整体上比俄语抽象、素淡,也不是法国文学的言语风格缺乏表现力,而是两种语言各有各的修辞格调。俄语的语言系统本身包含大量法语中很少见的的语义具体直观的词语和色彩浓郁强烈的词语(包括带主观情态后缀的词语),但法语多用隐喻、借代,这是它加强表现力的主要方法。由于Гак选择的译作都是公认的优秀作品,信达雅兼备,挑选的范围又不限于个别译者、个别作品,因此有根据认为,这确实是两种语言民族风格的客观反映。从两种语言的对比中,Гак(1977:101)引申出了这样的宏观论断:“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修辞规范,都有自己习用的表现力手段”这一论断是极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的。由于《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лексикология》的主旨在于对比法语和俄语的词汇系统,作者并没有全面系统地揭示言语民族风格的实质。倒是汉语修辞学界,在宏观风格的理论探索和系统描写上,近年来有了比较显著的突破。一些著作中的相关论述颇有深度,很值得借鉴。如郑远汉先生所著《言语风格学》便是其一。郑先生在书中为言语民族风格下了严谨、准确的定义:“同一民族的人,在使用本民族语言上所表现出的同该民族心理、风尚、习俗等文化因素相适应,同民族语言的构成特点相联系的一系列为该民族的人共同具有的言语特点的综合,便是言语民族风格。”(1998:34)这一定义揭示了造成言语民族风格的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民族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民族习惯,可统称为文化因素;二是语言系统、语言结构的特点,属语言内部因素。言语民族风格便是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的产物。上述定义也指明了民族言语风格的集体规约性质。关于这一点,郑先生还作了这样的阐发:“使用汉语,即使使用者不是汉族人,不是中国人,也要体现汉语的言语风格,否则,虽然采用的是汉语的语言系统(汉语的语音、语汇、语法),也不会像是汉语的格调,不具有汉语的‘味儿’。”(1998:34)讲到言语格调或韵味,人们往往强调其难以捉摸的性质,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郑远汉指出,实际上,这种韵味并不是真正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可以分析的,可以在各结构层语言单位的运用特点上、在一些修辞方式中,在篇章的安排上,找到其具体的体现。郑远汉先生在书中对汉语的民族格调作出了初步的具体描述。例如:汉语惯于采用结构关系比较单纯的句子,很少叠床架屋的修饰。汉语表示句法关系主要凭借语序,多采用意合法。与此相关的是多用“重语式”,即重复使用词语以显示语句之间的脉络,表达一定的语法、语义关系。试比较: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鲁迅)另外,汉语喜用排偶句、四字格(包括固定的成语和临时构成的四字短语)等等。这些都是汉语在句法层面上的鲜明特点。只要和西方语言(包括俄语)一比较,这些风格特点便会凸显出来。既然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言语风格,既然这种风格是民族心理、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产物,并且深深植根于这一语言的语言系统、语言结构之中,那么要进行语际转换,也就是要将一种风格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给另一个民族的读者去阅读,就必然会遭遇种种困难。用形象的比喻来说,这就像要把生长在水田里的稻秧移栽到种麦的旱地里去。

那么,应当如何处理这一难题呢?应当如何对待原文的言语民族风格?是竭力按原样复制,还是令其“归化”?换句话说,是求其“原汁原味”,还是应当“入乡随俗”,赋予文本以译语的言语民族风格,使之符合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实际上,中外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对此早已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而且至今还没有圆满的结论。我们这篇容量有限的短文,自然不敢奢望就此作出详尽完满的论述,笔者所求,只是试图通过几个具体翻译实例的分析,作一点但愿是略有新意的思考。例一高尔基的著名长篇小说《Мать》,开篇第一句,便是一个由30多个词组成的长句。一笔写来,构成了一幅描绘革命前劳工生活灰暗惨淡的图景。Каждыйденьнадрабочейслободкой,вдым-ном,масляномвоздухе,дрожалиревелфабричныйгудок,и,послушныезову,измаленькихсерыхдо-моввыбегалинаулицы,точноиспуганныетарака-ны,угрюмыелюди,неуспевшиеосвежитьсвоимус-кулы.原文读起来,节奏分明,起落有致,舒展流畅,给人的印象既鲜明生动,又细致入微。但其句法与汉语比较起来,相去可谓十万八千里。这样的语句,是原汁原味地复制出来好,还是让译文尽可能地向汉语的格调靠近一些好?刚好有两位译者的两种不同译法可供比较:其一:每天,当工厂的汽笛在郊外工人区的充满了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颤动和呼喊起来的时候,和这种呼喊应和着,从那些陋小的灰色屋子里,仅仅是肌肉恢复疲劳的睡眠时间都不能得到的人们,摆着阴暗的脸色,好象受惊的蟑螂一般的望着街上走去。(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译本)。其二:每天,在郊外工人区上空,在充满了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工厂的汽笛颤动着吼叫起来,一听见这声吼叫,那些在睡眠中还没有使筋肉恢复疲劳的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