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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学产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创作内容的两个因素，也作为文学创作方法的两个源头——就有如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姐妹，唱起了一首亘古流长的二重唱。尽管有时是由现实主义主唱，有时则由浪漫主义主唱，两者不断地变换着角色，不过，在历史久远的文学舞台上，它们一直在扮演着主角。
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尽管以茹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在俄国文学的舞台上充当着主唱的角色，然而，早从十八世纪初期的康捷米尔开始，经由其后的冯维辛、克雷洛夫、格里鲍耶陀夫等人的共同努力，现实主义的歌声已越来越优美，越来越嘹亮。尤其是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用他那纯朴、优美、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前所未有的最强音，终于取代了茹科夫斯基，也最后超越了自己的浪漫主义，成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继普希金之后，果戈理登上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舞台。果戈理的创作集中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正是普希金创作的晚期，因而，对于俄国十九世纪文学的舞台来讲，现实主义作为主唱，在时间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的空白。1831年，果戈理的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狄康卡近乡夜话》发表，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博得普希金的好评。1835年，果戈理的《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得》问世，别林斯基将此称之为俄罗斯文学中“最不平凡的现象”，对果戈理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果戈理拥有着强大而崇高的非凡的才能。至少在目前，他是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1]（p512）1836年4月19日，果戈理于1835年创作完成的喜剧《钦差大臣》首次上演，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对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果戈理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也倾诉了由之引发的苦恼和不快：“它所起的作用是巨大而惊人的。人人都反对我，上了年纪的和受人尊敬的官吏们叫嚣着说，既然我敢这样评论一般公职人员，那末我的眼中简直没有什么神圣的事物了；警官反对我；商人反对我；文学家也反对我。大家一边骂我，一边还是去看戏；演到第四天，就买不到票了现在我才看出做一个喜剧作家有多大的意义。只要你显示出一点点真理的影子整个阶级都会起来反对你。”[1](p513)为什么？就因为果戈理如实地再现了生活，把“整个阶级”的丑恶嘴脸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并对之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就因为果戈理颠覆了由尼古拉一世的教育部长乌瓦洛夫发明的臭名昭著的“三位一体”体系，也即当时社会的官方思想体系——东方正教、专制制度、国粹主义，其核心内容就是维护宗教蒙昧主义、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如果说果戈理的《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德》以及《钦差大臣》标志着作家本人已从浪漫主义地认识和表现生活转向了现实主义地认识和表现生活，而且也宣告了浪漫主义在俄国十九世纪文学舞台上唱出的最后音符的话，那么，1842年面世的《死魂灵》（第一部）则拉开了现实主义主唱的序幕。正如果戈理在谈到《死魂灵》的创作意图时所说的：“我想在这部小说里至少从一个侧面来表现全俄罗斯。”[1](p533)现实地“表现全俄罗斯”，“表现全俄罗斯”的现实——这便是这部杰出作品的意义所在。
果戈理开创的全新的创作原则和创作风格得到了同时代一批进步作家的首肯。当时，一批优秀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谢德林、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等接受、继承和发展了果戈理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将果戈理视为他们创作的领路人。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的一段话足以代表众多作家的意见：“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孕育出来的。”格利戈利耶夫则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肯定了果戈理的创作对其他作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到今天为止所经历的这个文学时代的天才，可以十分公平地说，就是果戈理。当代的文学作品中一切真正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1](p547)当时的杰出诗人涅克拉索夫主编了两部文集——《彼得堡风貌素描》和《彼得堡文集》，入选的许多作家的作品，均具有果戈理的创作风格。由此，果戈理的创作风格不再为果戈理一人独有，已是蔚然成风，形成了学派，被人们称作“新学派”，亦即“果戈理学派”，其重要阵地为1820年创刊的《祖国记事》和1836年由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两本杂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祖国记事》和《现代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内容丰富、代表了当时主流倾向的俄罗斯文学史。

俄罗斯文坛上的贵族代表作家对“果戈理学派”的创作极为反感。他们认为“果戈理学派”毫不掩饰地描写现实生活贬低了文学的高贵和理想。他们指责道：“尽管写得多么巧妙，为什么要展示给我们看这些破烂，这些肮脏的褴褛呢？为什么要毫无目的地描写人类生活后院的令人不愉快的图画呢？”[2](p290)1846年，面对文学舞台上如潮涌来的“果戈理学派”，在痛感到被剥去了美丽的遮羞布之后，代表当时腐朽、保守的统治势力的反动文人布尔加林发表文章，诋毁涅克拉索夫主编的文集，攻击文集的作者们“毫无掩饰地描写自然”，并轻蔑地、不无恐慌地将“果戈理学派”斥之为“自然文学派”。他的原意本指良莠不分、没有取舍的纯自然主义的描写。别林斯基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果戈理学派”的文学成就和价值，他接过这一贬称，经过多次阐述，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他曾给“自然派”所下的定义是：作家“忠实地表现他所熟识的人物或者他亲眼看到的事件，因为现实中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只要你忠实地把它们移到纸上来，它们便会具有艺术想象的一切特征。”[1](p618)更广义地讲，别林斯基所指的“自然派”即批判现实主义，所有遵循普希金、莱蒙托夫，尤其是果戈理创作传统的四十年代的作家，诸如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都为“自然派”的代表。别林斯基指出，果戈理学派“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他们把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3](p373-375)。事实上，“果戈理学派”并非毫无选择地抄袭自然，而是用作者锐利的目光、严肃的思考、深沉的感情去烛照社会、人生，表现一种高贵的愤怒。忠实地复制现实，描摹“自然”是“自然派”创作方法的基本特色，但这复制和描摹的不同流俗，主要在于它的特殊的题材，即作家选择的描写对象。“平常人”、小官员、手工业者、首都贫民窟的居民、市民和农民，生活的污秽面、猥琐面、俗恶面，屈辱与贫困——这便是“自然派”作家们关注的中心。
正是这个布尔加林所使用的贬义词，被“自然派”的理论奠基人别林斯基借用过来，用以为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冠名。从此，“自然派”这一概念便成了当时尚未产生的“批判现实主义”一词在俄国的替代语。

在俄国“自然派”刚刚兴起和发展之际，别林斯基便创造性地对它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对其特点进行了颇为中肯的分析。他曾指出：“在艺术中，一切不忠实于现实的东西，都是虚谎，它们所揭示的不是才能，而是庸碌无能。艺术是真实的表现，而只有现实才是至高无上的真实，一切超出现实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为某一个‘作家’凭空虚构出来的现实，都是虚谎，都是对真实的诽谤。”[4](p264)他还说过：“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政治经济学家靠着统计数字，诉诸于读者或听众的理智，证明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而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了。诗人靠着对现实的活泼而鲜明的描绘，诉诸于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图画中显示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而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了。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但他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论证，另一个用图画而已。”[4](p269)
别林斯基在《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和《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中论述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从理论上论证并捍卫了俄国批判现实主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