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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研究背景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是语用学的 3 大支柱性理论之一，为解释语言功能的多元性特点提供坚实而有力的理论依据。自言语行为理论诞生以来，就广泛用来研究及讨论各种文本，并在分析各种文本的过程中得到不断验证。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大多数人对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更多是起一个验证、说明理论成果的作用。同时，由于该理论来源于西方，而对于汉语语料的应用来讲，他们不可能直接探讨汉语与法语、英语等其他主要西方语言使用上的不同，中国学者在如何实现言语行为理论与中国本土语言文化相结合、推动我国语用学发展方面也着力不够。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我们无法对整个言语行为理论进行大全式的论述，所以本文旨在运用经典言语行为理论来分析中国古诗，为语用学与文学的整合做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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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方法和意义
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胡壮麟教授把语用学和文学间的关系看作为一个强大的工具，他认为可以用语用学来研究分析文学中的语言特征。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尝试用语用学中的各种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对进一步证实语用学用于文学的鉴赏提供可行性与意义上的帮助。中国是诗的国度，有着上下 5，000 年厚重的文化底蕴。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杰作。中国古典诗歌言辞细腻、精美。讲究以短言形式表达意味深长的含义。其中，中国古典诗歌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体现在语言的“活”方面。诗歌的字面之义经常包含着作者想表达的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图。这以点跟言语行为理论（说话的同时也是在做着某件事，可能是叙述，可能是警告等等。不是直抒其意而是通过字面意义的描写来间接表达作者的真实意图）不谋而合。作者真挚感情的流露往往以一种浓缩、含蓄的方式表达，并赋予一种朦陇之感，使读者不仅透过字面之义体会作者的独特情感，徜徉在优美、朦胧的句子之中不知所以，而且对字面意义之外产生自我独特的无限的遐想，从而更好地感受古典文化的魅力。本文研究的语料主要选自中国本土古体诗，并配以言语行为理论为研究工具。解释语言中的间接、含蓄的语言使用现象。让更多的人了解该理论内容，正确应用到对古诗的理解和鉴赏中来，特别是针对作者在当时所处文化背景、所表达的言外之意予以正确理解，从而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激发对古体诗的热爱，在不断的创作与共鸣中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古典美。此外，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与奥斯汀、塞尔所研究的语言现象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中来看，很少有人以古典诗歌为语料进行系统的分析。所以，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创新，而是在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系统地学习经典言语行为理论，并为今后进一步的科研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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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献综述

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Austin）被后世公认为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者。在他之后，学者们不断的努力和创新，为言语行为理论的本体研究及其应用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美国哲学家塞尔（J.Searle），他进一步丰富了奥斯汀理论并使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所以，本文中所提到的经典言语行为理论，指的就是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第一节言语行为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语言使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人，就是英国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是他关于言语行为理论的第一本著作。奥斯汀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说话本身也可以看成一种行为，说话就是在做事。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奥斯汀首先区分了施为句和表述句。并提出要想成功的实施某一言语行为，就需要满足一些 “适切”条件。如果违反这些适切条件，所言说的施事话语就会出现“不适切”的结果，导致施为行为的失败。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奥斯汀渐渐发现这种区分的弊端，也并不严谨。在之后的研究中他纠正了先前的不准确之处，并提出：所有句子都可以用来做事。他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三分法。此外，他又区分了 5 类施为动词，他们分别代表 5 种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但是，这样的分类却受到很多人的质疑，甚至是激烈地批判。然而，尽管奥斯汀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虽然不够严密、缺乏科学性及系统性，但却是对言语行为理论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给后来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众多的批判者中也包括奥斯汀的学生们，尤其是美国的塞尔（J. Searle）—被认为是继奥斯汀以来对言语行为理论贡献最大的学者，他的理论被认为是继承者中最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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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国古典诗歌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美国总统访华时引用中国诗句，到国外学者学习中国古典诗歌，并引入祖国。中国古典诗歌为他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美国新诗运动的代表——龙德以自由体译 18 首中国古典诗歌，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之后，英国汉学家威力紧随其后，也翻译了中国的古典诗歌。他们的翻译与当时时代特征相一致。所以，中国古诗的译作在国外深入人心。庞德出版英译本的《古中国》，使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精神发扬出去，甚至其中的经典句子也被广泛的传颂，并融入当地文化写入到英语的诗歌之中，成为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庞德说，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民族文学终将被世界文学所取代。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交响曲《大地之歌》就是选用李白、钱起、王维、孟浩然等诗人的抒情诗谱成。还有弗洛伦斯根据对唐诗的翻译，撰写成《中国诗论》一文。之后，阿尔弗雷德·福克（A.Forke）也在通读部分中国古典诗歌的基础之上著有《中国诗的繁盛期》（1899）和译著《唐宋诗词集》（1929）此外，大批的学者、翻译家以特定的某一诗人，如：韩愈、李白、杜甫、白居易和杜牧等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和翻译。汉学家顾维廉（Wilhelm Grube）翻译了“唐宋八大家”为首的韩愈等人的诗歌，并发表《中国文学史》。著名评论家冯·察赫（E.Von Zach）对韩愈的诗作进行系统的翻译，并连载于期刊之上，之后出版了《韩愈诗集》。有奥托·豪塞尔（Otto Hauser）选译的《李太白诗选》、《中国汉唐宋诗选》（1917）和《中国诗作》（1921）；库特·埃格斯的译著《东方的中坚：诗人李白的故事》（1935）；著名汉学家、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京特·德博教授（Gunther Debon）的《中国唐代诗选》（1954）；诗人、汉学家克拉邦德（Klabund），把法语版的唐诗译成德文，其中包括李白的《清平调》、《江上吟》，和杜甫的《月夜》等。同时也译有《花坛：中国抒情诗歌集》（1907）和《李太白诗集》，此外还有：维尔纳·黑尔维希所著的《杜甫歌声》（1936）和佛尔纳·赫森格所著的《杜诗的伟大悲歌》（1956）、还有勒·沃奇的《中国诗人与思想家白居易的叙事诗》（1925）、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也把白居易的英译版诗歌转成德文，并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流亡者杂志《发言》上，用以提倡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思想方法的学习，以便克服西方诗歌艺术的僵化倾向。他还译有白居易的《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秦中吟》十首中的最后一首《买花》、《黑潭龙》、《寄隐者》、《感旧纱帽》和《有感》等。除了以上学者的著作或译作之外，对于汉语诗歌的编译还有：汉学家洪涛生（V.Hundhausen）编译的《中国诗人》（1926）；汉学家卫礼贤（R.Wilhelm）著译的《中国文学》（1926）和《诗与东方真实的感情》（1928）；另有伯尔施曼编译的《唐代诗歌》、著名汉学家顾彬博士（Wolfgang Kubin）发表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其中译有 73 首抒情诗。他认为晚唐诗人杜牧擅长七言绝句和七律，被人广为传颂。对于古典诗歌在国外的编译，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文化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具有深层的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这也是本文以此为语料的原因之一。&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