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摘要]《包法利夫人》表达了福楼拜对中产阶级的尖锐讽刺，对精神贫乏这一社会现象的极大关注，以及他对抗社会的心态。如果按照马克思·韦伯对人类理性类型的划分，他的小说是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因为价值理性与另一种理性类型——工具理性的区别在于它追求终极价值的实现。在表象上，这种对价值理性求索与社会形成了对峙，但在本质上却是社会建构的动力与意义。今天，探讨这部小说价值理性取向的社会现实意义就在于，能够在《包法利夫人》看似遥远的镜像下找到彻底照亮现代中国转型社会的反讽和抒情。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将人类的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p价值理性追求绝对的终极价值，也就是说，人们认为选定的行为有绝对价值与意义。价值理性更关注行为是否符合其价值观而不是该行为的实际效果；而工具理性非常注重手段的可操作性与最终目标的实现，并不在乎目标的终极价值。这样，工具理性是排除价值判断或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理性则必然引入价值判断。现实主义小说是19世纪文学创作的主潮。雷内·韦勒克认为，现实主义是“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作家在“描绘当代现实生活时”，包含着“人类的同情心，社会改革与社会批判”。_2“这就是说，现实主义作家经常是以反映和批判现世生活的姿态从事小说创作，具体来看，这种批判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人类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重新审视，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的阴暗和丑陋、深入探讨人性，并最终表达作家对美好理想的向往与诉求。因此，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趋向于对价值理性的追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6年)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力作。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探讨小说的理性价值取向，并深入分析它的价值理性取向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一、《包法利夫人》的价值理性取向《包法利夫人》讲述了一个法国外省平民女子爱玛的悲惨人生。沉浸在浪漫爱情幻想中的爱玛嫁给了一个愚钝呆笨的丈夫，渴望感情的她先后陷入了两个虽然不同却同样平庸男人的热恋之中，结果陷入经济的困境和爱情的绝望，只能以自尽终其一生。福楼拜选择了一个用得最滥、最陈腐的素材表现他的价值理性取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爱玛是声名狼藉的受害者，也是这部作品中最能代表作者本人价值取向的寓言式人物。她感情丰富，对婚姻生活有着比物质满足更高的不可遏制的精神追求。爱玛的丈夫虽然很爱她，但却不知如何去爱，无法给她想要的精神上的愉悦。绝望的爱玛喊道： “啊!哪怕我是个秃顶驼背的学者的妻子也好哇，他那绿色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总是盯着科学的材料!我会自豪地挂在他的胳膊上；我至少也是个精神之王的伴侣；可我却是一个笨蛋的老婆，他连治好一个残废的人的脚都不会，噢!”【31(p'5尽管爱玛后来把自己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寄托在两个庸俗而又卑劣的情人身上，并最终导致了她自己的彻底毁灭，她的悲剧命运却值得读者同情；因为爱玛勇于以想象的激情来反抗现实的缺失，勇于在鄙俗、偏狭的环境中追求理想。尽管如同飞蛾扑火，尽管由于她行为不检点而受到所谓正当的惩罚，但福楼拜让她死去并不是因为她执著于实现幻想的行为，而是因为社会根本就不给她逃生的机会。爱玛面对的法国社会 “是一个绝对陈腐(更甚于陈腐)、愚蠢和贪婪的社会。它厌恶的是想象，喜爱的是占有。……公众对于精神上的东西的兴趣明显地减少了，他们在热情方面的预算日益减少。”l3】(p_49爱玛死后，包法利先生拍卖了所有的财产以偿还她所欠的债务，在发现妻子婚外情与丧妻的伤痛中离开人世，老包法利夫人也随着儿子撒手人寰。爱玛的父亲瘫痪，包法利夫妇年仅9岁的女儿也进了纱厂。爱玛及其亲人陷入了命运的深渊，但那些置她和家人于死地的中产阶级的代表们——罗道耳弗、赖昂、勒乐与郝麦的日子却蒸蒸日上。福楼拜的意思很明确，爱玛输了，丑恶不堪的中产阶级成为最后的赢家，笑到了最后。这种鲜明的对照，饱含着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愤怒控诉，爱玛的悲剧是社会悲剧，并具有普遍意义。正如福楼拜在给高莱夫人的信中所说：“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个村庄中，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那里忍受苦难，伤心饮泣。”可以说，毁灭爱玛的是一个充满恶俗、精神贫乏的社会，理想已被现实同化与超越，各种理想已被物质化、世俗化，人们被心灵及精神世界所抛弃，而作者所描述的带有浪漫与悲剧色彩的爱情以及对爱玛不幸命运的同情，展现了作家对生活世俗化趋势的抗拒。因此，《包法利夫人》的价值理性取向在于展现了小说对当时生活世俗化的否定与超越。而小说对现实的否定与超越，既是对既定事实的无情控诉与执拗批判，又是对生活的可能性和人类所能达到的自由程度的探求，是真理、灵性、想象、激情的展现。二、《包法利夫人》价值理性取向的社会历史动因 1856年，《包法利夫人》在《巴黎评论》杂志上连载。也许，让福楼拜始料未及的是，“他在杀死爱玛的同时也杀死了他自己的一部分，正如他说‘爱玛即我’所暗示的；爱玛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只不过表达的方式更加明确，更加强烈，但这种愿望却遭到那个时代趋势的阻挠和诋毁。”_4J(1857年1月，当时法国政府将小说的作者、出版商和印刷商一并告上法庭，罪名是猥亵和妨害风化。当时的国家检察官皮纳尔在法庭辩论时，称《包法利夫人》是“通奸的诗学”，小说通篇弥漫着一种情欲解放的气息，他特别指出了小说几处所谓不道德和伤风败俗的描写为实证，如两段偷情的场景，以及两次偷情中间短暂的宗教行为。大部分研究者和福楼拜本人都把这场诉讼看成是一桩政治事件，这就要追溯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了。事实上，从大革命时期一直到第二帝国时代，法国社会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转型时期。由于政权在资产阶级与封建复辟王朝之间交迭频繁，社会转型的动荡使得法国处于严重的社会分化之中，因为大革命一方面让人们在观念上接受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熏陶，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另一方面，封建王朝的复辟使得社会处于森严的管制之中。当时法国的执政者——路易·拿破仑，这位曾经发誓维护共和体制的总统再次颠覆革命的正义，把法国推回到封建的帝国时代。为维护所谓的国家社会安全，他同时极力讨好教会和中产阶级，视对政治不满的行为和表达为禁忌，对新闻、戏剧演出、文学创作和出版实行严格检查和监督的政策。雨果嘲讽拿破仑三世为“拿破仑小鬼”，此绰号在当时的文学界中颇为流行，道出了很多作家的心声，这当然也包括福楼拜。福楼拜在给自己的朋友布依耶的信中以很粗糙的方式来宣泄对社会的不满：“这个时代的愚蠢现象真令人反感，我感觉到要脱肠了，粪便都涌到嘴巴上面来了。”I5正如波德莱尔对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的真正动机的理解：小说源自于他的一种顽固对抗社会的心态。当小说的价值理性取向以对抗社会世俗生活、追求人类精神完善的姿态出现时，崇尚工具理性的政府站出来指手画脚了。《包法利夫人》案件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所谓工具理性指的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 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l】I(简单说，工具理性就是“用理性的办法来看什么工具最有效，以便达到我们(无论是否合理)的目的”，它并不关注实现目标的手段以及目的本身是否具有价值倾向，只重视行为的现实可行性，而不作价值评判。法国政府工具理性的取向决定了他们并不关心《包法利夫人》是否代表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是否体现着对人文精神的执著追求，是否有利于人性的完善；当局只在乎书中倡导的终极价值是否妨害了社会现实的平稳，只关心小说中的价值评判是否威胁了社会道德与风俗。法国官方否定和拒斥价值理性，试图以工具理性弥合公开存在于艺术和日常秩序间的重大裂痕，来消除文学和社会的对立，并最终把文学全部纳入已稳定的秩序，以达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