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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双城记》的创作中,狄更斯让事件集中到尽可能少的人物身上,让次要人物也重复登场,使小说呈现出强烈的戏剧性;狄更斯无意创作一部真正反映法国大革命的作品,作家的创作动机是借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英国的情况,对可能发生的人民起义提出一种警告,真正的主题是作者的人道主义。《双城记》自问世以来,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它的评价可谓参差不齐、褒贬不一。本文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它作一阐释。一、读者不难发现:梅尼特医生的女婿代尔那就是曾经迫害过医生的厄费里蒙地侯爵的侄子,而且是侯爵唯一的继承人;得伐石太太曾参与救助梅尼特医生的行动,但她正是受侯爵侮辱的女子的妹妹。或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不过是偶然的巧合罢了。因为这并不是《俄狄浦斯王》中有弑父娶母的预言在先,而后,俄狄浦斯的行动不过是作者安排的证明预言正确的例证。况且代尔那和得伐石太太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这样的安排即使不是出于偶然,作家在主人公身上倾注更多的精力也是完全应该的。但当我们的目光转移到巴尔塞、克郎邱这些次要人物身上时,便可很清楚地发现这一切都是作家的精心设置。巴尔塞这个密探就是女仆普洛斯的堂兄弟梭罗蒙。巴尔塞最早是在审判代尔那的法庭上出现的,那时他是个并不光彩的证人,梭罗蒙的初次登场不过是通过普洛斯女士之口的间接露面,作用不过是用来显示普洛斯女士的心地善良。此后,作家完全可以不再提他,但狄更斯并未如此“绝情”,而是在下文让巴尔塞以法国革命派的密探身份出现。此时读者并不知巴尔塞与梭罗蒙乃是同一人。当普洛斯女士路遇梭罗蒙时,这个谜才被揭开,而此时他已把代尔那告发(既然巴尔塞是如此忠心的“爱国者”,是个“没有心肝的无赖”,是把普洛斯抛弃在贫穷之中而“毫无愧悔之情”的家伙,那他的行为就完全合情合理了),代尔那再次入狱。值得庆幸的是卡尔登早已注意巴尔塞,揭穿了他的老底:一个打入法国革命政府的反对革命的英国密探。作家又通过巴尔塞的自述把他刻画成一个密探的代表,可以说巴尔塞就是密探的代名词。克郎邱在小说中处于更次要的位置,充其量不过是个跑腿的角色。顺带一笔写他曾有盗尸的劣迹,借以反映出伦敦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就足够了。这也是一般注重社会现实,有同情心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的习惯写法,但狄更斯让克郎邱发现一个空棺,而且这个空棺就是巴尔塞的同伙克里的金蝉脱壳之计,克里又被作家“派”去看守代尔那进的监狱,这一切都被卡尔登利用来为自己进监狱换代尔那出狱服务。英国的赫·皮尔逊在他所著的《狄更斯传》中把克郎邱称作“像《哈姆雷特》一样,书中也有一个插科打浑的掘墓人”。这些人物和情节的设置,使小说情节曲折,常使人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之感。同时,人物间密切的关系,使按不同线索展开的故事情节联系紧密,环环相扣,结构也显得紧凑,而不是詹姆斯·斯蒂芬所说的“人们似乎很难想象在狄更斯失去的存货之中,还有比所展销的这种结构更为笨拙,更为松散、花哨而庸俗的货色了”。狄更斯让事件尽量集中到少的人物身上,让次要人物也重复登场。一些更次要的人物如审判时的检察长,小酒店里的酒客们则都是些没有姓名的,他们已融入背景。这无疑类似戏剧的创作手法。纵观狄更斯的艺术道路,他对戏剧是很感兴趣的,不仅多次参加过戏剧演出,而且创作过剧本《古怪绅士》。因此《双城记》被改编成舞台剧《唯一的途径》,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小说作为众多文学形式中的一种,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不能说小说有戏剧味或小说创作得有诗意就是好小说。但作家创作时能很好地吸取其他文学样式的长处,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形成独特的风格,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这就值得人们称道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皮尔逊说:“有些批评家认为,《双城记》是一部最缺乏狄更斯特色的作品。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作品最富有狄更斯的特色,因为作者身上的戏剧气质在这部作品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二、因为《双城记》涉及法国大革命的内容,这就引起评论家对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态度的议论。前苏联的文艺评论家伊瓦肖娃在《狄更斯评传》中写道:“小说第一部中所特有的现实主义图画,在第二部中就为寓有教诲性的格言和作者的道德、说教所代替了。”言下之意是作家对大革命前的法国形势作了真实的刻画,而对同时期英国局势的理解无疑是理想化了。在此书中,伊瓦肖娃还认为:“虽然狄更斯准备以真实的愤怒去揭露法国的旧制度,但是他看不见历史的前途,因而转而描写革命的画面,特别是雅各宾党人的恐怖行为。”这些说法虽不无道理,但却没有切中肯綮。狄更斯对于法国革命并不真正地了解,他不过是在创作《双城记》以前阅读了喀莱尔的著作《法国革命史》,虽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读过五百五十遍了”,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对一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正如读过狄更斯其他作品的读者所了解的那样,贯穿在他作品中的是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英国当代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论述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时,指出狄更斯总是好像本能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反对压迫者,不管被压迫的是哪一个阶级。法国大革命以前,处在被压迫者地位的是农民、小市民等,作家站在他们的立场揭露了以贵族为代表的压迫者的荒淫凶残。作家放弃了他擅长的幽默手法,而采用与内容切合的严峻笔法,文章的节奏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张度。但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却有异议,他认为:“狄更斯先生所叙述的那个奸污一个奴隶杀死另一个奴隶的刻毒的侯爵的闹剧式的故事,是对十八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状况的极不公正的描述:法国贵族阶层对许多事迹该负责任,这本来是个可悲的现实,但是说他们能够不受惩罚地进行抢劫、谋杀和强奸,这绝对不是事实。”斯蒂芬爵士可能疏忽了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叙写的法国社会十九世纪初中期的生活。即使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社会状况并不见得好转多少。即便如斯蒂芬爵士认为“狄更斯先生作为十八世纪的特色而描写的那类暴行,在十四世纪时就已经既不可靠,也不寻常了”,那狄更斯也无什么可指摘的,伊瓦肖娃说得好,狄更斯“指的是一般革命,而不是与某个历史时期相联系的事件”。英国评论家约翰·格劳斯洛说:“作者并不打算把《双城记》写成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他在这里用历史题材的世界只是为了创造一个相类似的极其重要的政策而已,且作家巧妙地避开了自己对法国大革命不熟悉的弱点。书中对于革命事件的真正发展过程很少涉及,对于革命有什么理性的或理想的内容也丝毫没有提到。”作家的创作动机是借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英国的情况,对可能发生的人民起义提出一种警告。小说的开端,伦敦与巴黎、英国与法国的比较还是显而易见的,但随着故事的发展,这种比较便渐渐地转为一种对立。狄更斯在十八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英国局势里注入了温情脉脉的因素。他把英国塑造成为一个宁静安详的后花园,虽然这个国家在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一个反动堡垒。作家并没有忘却自己的使命,便用经常回响在梅尼特医生家周围的脚步声来预告可怕的暴风雨就要到来。但这种征兆无疑是和宁静相矛盾的。对狄更斯把得伐石太太刻画成一个丧失理智、疯狂报复的复仇狂,向来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作家对革命者的歪曲、误解。这种看法未免对作者要求过高。正如前文所说,狄更斯对革命并不真正理解。革命的断头台没有处决罪恶的贵族,反而把有着美好品质的卡尔登杀害。虽然未尝不是作家使主人公形象升华的最后一招,但他却偏偏借了革命的手段。作家只是从他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永远站在受迫害者一边。英国文学评论家杰克·林赛认为狄更斯所抗议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使人和人的本性“异化”,他所努力企求的是人和人的本性的“复归”以及人们之间的和谐。冤冤相报,作家也是不赞同的。如果只是从革命与否的观点去要求作家是不合适的。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处在狄更斯那个时代,能以人道主义的眼光看待事物就是一种进步。对得伐石太太疯狂复仇行为的刻画,为什么不是作家对人性的探索呢?人类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想成为对方的强烈欲望,使得伐石太太在革命之后又沦为厄弗里蒙地侯爵一类的人物。与狄更斯同时代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创作的小说《呼啸山庄》中的希剌克厉夫的复仇行为在其实质上与得伐石太太的行为何其相似。被迫害者一旦时机成熟就成了迫害者。即使在多年以后的中国,鲁迅笔下的阿Q未免也不想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地位,他的目标就是“元宝、洋钱、洋纱衫”,“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阿Q不过是想成为又一个赵太爷罢了。伊瓦肖娃认为:“研究卡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