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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纪八九十年代, 法国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阻碍, 最终未能进入英国文学主流, 其外在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当时英国文学界在观念上非常保守, 难以接受左拉自然主义小说那种直率而无所顾忌的描写, 尤其是关于性生活的描写; 二是当时的社会上层害怕自然主义小说的传播会导致民族精神的衰退或引发社会动乱。在国家治安协会的推动下, 英国国会曾针对出版发行自然主义小说的问题进行辩论, 后来对出版人提起诉讼并给予处罚。自然主义在英国的接受过程其实体现了三种文化适应中的冲突: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冲突, 主流文化与普罗文化的冲突,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法国自然主义在世界各国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传播到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后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其在英国的传播虽然最初规模和影响不小, 后来却没有进入英国文学主流。这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 究其原因则问题的核心在于文学与社会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主流文化与普罗文化之间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发生了猛烈碰撞, 这些碰撞是文化适应( acculturation) 过程中常常产生的。研究这一现象, 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会有重要的启发或借鉴作用。 1884年左右, 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小说在英国开始传播, 此后影响逐渐增大。与此相应, 批评界针对自然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究竟对英格兰民族适不适宜的问题展开了争论, 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总体来看, 自然主义在英国的接受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几乎每个阶段都引起了争论: 第一个阶段是在1884 - 1888年间, 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左拉作品的性质和文学审查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在1890年前后, 争论焦点是英国小说的描写是否应该诚实; 第三个阶段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 争论焦点是新小说和小说描写中的性。一、英国接受自然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始于乔治· 穆尔(George Moore, 1852 -1933) 对自然主义的介绍。穆尔曾居留法国, 其间对自然主义文学产生兴趣并与左拉交往。1882年穆尔回到英国, 宣传自然主义并创作具有自然主义特色的小说。 1883年, 穆尔的第一本自然主义小说《演员之妻》由维泽特勒公司出版, 为此遭到卫道士的抨击。从1885年开始, 维泽特勒公司陆续出版发行《小酒店》、《娜娜》、《包法利夫人》① 等小说的英译本, 自然主义小说在英国的影响日渐增大。在此背景下, 文学界的保守势力和上层社会萌生了对自然主义小说的敌意。表面上看, 上层社会担心如果不控制和规范阅读内容, 自然主义小说对性生活的表现及其对下层社会的描写将会危及民族的健康或引发政治上的骚乱。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对外来文化的一种拒斥心理, 这是外来文化侵入本土文化时常常产生的现象。 1884年, 穆尔在《坡尔林荫道报》上发表《新文学审查》一文, 提出了文学的权利问题。文章质问道: 文学向谁并且代表谁说话? 它可以涉及什么主题? 谁可以决定它的流通? 针对当时英国小说的弊端, 穆尔提出一个沿自然主义道路改革小说的计划, 即要将小说读者范围扩大, 不再局限于当时小说的主要读者———年轻姑娘和在家中的寡妇。在同当时反对自然主义的呼声辩论时, 穆尔十分注意图书馆对自然主义作品流通的限制。他在《被喂养的文学》一文中说: “文学不是被允许以男人的思想和灵感去战斗, 而是滚到了图书馆管理员母性的怀抱里。”[ 1 ]176在《新文学审查》中他又说: “我们时代文学的战斗不是在小说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派别之间展开, 而是从图书馆管理员无知无识的审查下获得自由, ⋯⋯一种商业化的安排使英国小说变成一种高级的学校教科书, 成为婚姻和起坐间指南一类东西。”[ 1 ]1762177穆尔的这些论述其实是在与左拉遥相呼应, 因为左拉在1884年接受《坡尔林荫道报》采访时曾指出英国小说处于极端的衰退状况, 并将其归因于有关人员对图书馆藏书流通的垄断, 以及小说创作只讨好年轻姑娘的倾向。除了穆尔, 自然主义的其他支持者们也宣称艺术完整性应该具有文化上的权威, 也就是说, 它应该不受干预。他们认为, 这一权威正受到商业方面的功利主义和小说生产发行物质条件的威胁。自然主义的反对者们也陆续在报刊上撰文向自然主义文学发动进攻。反对者强调: 尽管批评权威谴责自然主义小说, 但这些书的发行量依然很大, 这对英国民族很为不利。与穆尔等人的看法针锋相对, 反对者们认为市场和读者夺取了属于艺术家和批评机构的权威。一个名叫W·S· 李利的批评家于1885年在《双周评论》上发表题为《新自然主义》的文章谴责左拉和左拉主义。他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承认自然主义是当代代表性的文学风格或形式, 另一方面又表示担忧。他看到自然主义者力图“分析他们所看到的人性”, 他们从公共报刊上学会了感觉方面的试验, 因为“人兽⋯⋯在各种变异和条件中都是一样的”。李利指出, 左拉让他的读者“从娜娜中寻找歌颂普选的诗”, 并认为, 左拉在小说中展示娜娜的精神, 与法国大革命时将妓女当作上帝的活的形象来赞扬是类似的。在李利的评论中, 自然主义的最大缺陷是将“真实”与“真” 分离, 将事实与价值分离。他认为自然主义仅仅对眼睛说话, 减少了艺术创造形象和象征的功能, 而形象和象征是可视事物的代表。自然主义者从事的复制, 以及随之而来的“事实的记录” 得不到道德的、形而上的和宗教的解释系统权威的认同, 而这个解释系统可以阐释或改变现实生活中表面现象的含义。自然主义关心的不是在可视世界之下隐藏的看不见的真理和价值, 而只是探究和分析, 让物质世界能够被人看得更清楚。李利特别担心在某些读者中产生的将价值从事实分离的后果以及扩大小说题材范围所带来的实际效果, 他说: “如果我们要理解任何观念的实际价值, 我们就必须不是按照大师们解释的那样考虑它, 而是按照它在普通人民心中存在和作用的情况来考虑。”[ 1 ]173 1892年《季节评论》上登载一篇题为《法国的颓废》的文章, 将法国的 “非男人化”和“精神疾病”归因于法国人屈从于“革命的原则”和“女性直觉”。该文认为法国人正因为过分沉迷于上述两者, 所以处于受各种激情迷惑的危险之中。从当时诸多反自然主义论文的行文看, 民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的话语充斥笔端。实际上整个19世纪八九十年代, 英国社会上层都在担心自然主义文学会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不良效果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1885年以后, 由于维泽特勒大量出版发行左拉和福楼拜作品的译本, 英国半官方的机构国家治安协会(National Vigilance Association) 警觉起来, 随之发起一场反对出版发行“有害文学” 的战役。在国家治安协会的推动下, 1888 年5 月, 国会下院议员S·史密斯提出动议, 宣称 “担忧非道德文学在国内的迅速传播, 建议反对淫秽出版物、下流图片和印刷品的法律应当大力实施和(如果需要的话) 加强”[ 2 ]352。国会记录中有关于当时史密斯提出动议的记载: “他向下院保证没有别的原因, 只是紧迫的责任感致使他拿起了这个如此令人痛苦而让人如此不愉快的题目———没有别的原因, 只是知道最近这些年在伦敦以至全国邪恶的文学有大量的增加, 这种文学对青年的道德观念产生了可怕的效果。它正在造成如此的破坏, 以至于他只能将其看成是巨大的民族危险; 确实, 他也怀疑当前全国人民究竟是从过度饮酒遭受的痛苦更大还是从邪恶和淫秽文学这种较温和的毒药遭受的痛苦更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这种有毒淫秽文学的散播那样腐蚀人格、消耗一个民族的元气, 他相信这是伦敦街道动荡不安状况的基础, 这也是这种危害持续不断的证据。”[ 2 ]3522353史密斯提到英国出版家维泽特勒, 认为他正是散播有害文学的首要罪犯。史密斯说维泽特勒曾吹嘘他的出版社为英国市场翻译和销售了一百多万册法国小说, 而现在每星期销售一千册左拉的小说。正是由于史密斯的动议, 当年晚些时候维泽特勒受到了起诉, 后来被判处罚款和三个月监禁。也就是在此时, 国家治安协会出版小册子《有害的文学》( 1889 年) 大造舆论。小册子说: “国家治安协会热诚地邀请您阅读正面的小册子, 它提到了有害文学在我国青年中的广泛传播。协会所做的这项工作的特别而特殊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