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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简述法国“新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影响与发展》的法国文学论文资料下载：反叛传统、注重形式冒险的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产生了多重影响,表现在小说观念和写作技巧两大方面。中国当代年轻作家在小说形式探新的写作实践中,也出现了接受变形的种种情况。无论先锋小说在形式探索上的“功”与“过”,都与法国“新小说”有着直接和明显的渊源。

关键词:新小说;影响;接受;先锋小说　　

法国“新小说”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它在哲学思想上背弃了存在主义,在文学艺术上穿越了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以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尔和克罗德•西蒙为主将,以《未来小说之路》、《怀疑的时代》和《作为探索的小说》等文论为理论“宣言”,在现代小说的写作道路上,以彻底叛逆传统和冒险探新的姿态,大胆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小说”的形式实验。他们认为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已经过时、僵化,早已滞留在“谎言的世界”里;只有用新的小说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才能反映新的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描写出物质世界的“真实”面貌。他们的作品如格里耶的《嫉妒》、《橡皮》、《窥视者》、《在迷宫里》,萨洛特的《天象馆》、《陌生人肖像》和布托尔的《变》等,与他们的理论观点相互张目,加大了新小说的声势,使新小说在60年代达到鼎盛,影响波及整个欧美乃至亚洲。1985年,西蒙的《弗兰德公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再次让新小说成为世界读者驻足观看的景观。

一、时代背景回眸

80年代中期,纯文学遭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被挤到社会边缘。无论“寻根派”还是“现代派”,都徘徊在“人的理想”中。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生活,开始抹平世人精神“深度”的追求;对传统意识形态制约下的文学的政治与社会“意义”的拒斥仍强劲有余。另一方面,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我国开始对新小说派的作品和理论进行了大量的译介,紧随其后便是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探讨,加之西蒙小说在此期间的获奖,自然使得法国“新小说”进入了我国锐意创新的年轻作家的阅读视野,不但引起他们对小说形式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而且诱使他们也大胆地拨动久已凝固的小说形式,开始尝试和探索新的叙述机制。而事实上,注重形式革命的法国“新小说”,无论在小说观念上还是在写作技巧上,确实都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可以从吴炫(2001: 49)的有关论说中窥见一斑:“现代小说理论如果不提及新小说派,如果不提及隐匿叙述和中止判断,不张扬情节淡化和形式强化,好像就已无事可干”。陈晓明(1993:42)在论及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当代实验小说的影响时,也强调指出:“特别是二战后的实验小说,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先锋,在当代中国的先锋小说急于摆脱‘寻根’的深度阴影时,起到了启迪的作用。”

二、观念的影响和接受

法国新小说对我国当代先锋小说在观念上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如果没有新小说,中国先锋文学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观。陈晓明(1993: 308)在总结我国先锋派文学的时候,就曾这样说过:“可以不夸大地说,先锋小说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现在看来,这种“改写”,新小说应是功不可没。从本体论出发,“小说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已经有了超越传统观念的新的解答,那就是“小说并非是交流已有事件的一种良好的愿望,而是一种把语言当作一个特殊世界去探究的实在行为”(朱伟, 1990:3)。而在读者那里,阅读已成为文学的本体存在。从此,曾经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载体的文学,可以合法地回到自己的家园;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新小说派的做法确乎可以代表小说领域迄今为止的一系列革命方式。这种方式的惯性是如此巨大,以致使我们在谈到小说还有什么可能的时候,总是会轻易地朝小说还会有怎样的写法上去想”(吴炫, 2001:46)。新小说不仅诱导年轻一代作家改变了书写方式,也改变了读者传统的被动的阅读方式,把叙述的空白和所指的飘忽不定留给了读者,让他们进一步参与本文的创造。我们还可以再具体一些来探讨新小说在创作观念上对我国当代先锋文学产生的影响。从创作发生论看,“怎么说”开始占居了首位,“说什么”退居于其次。新小说派总是使作品的构成停留在“怎么说”上而迟迟不向“说什么”过渡,罗伯•格里耶的观点就是一种代表:“真正的作家是没什么可说的,有的只是一种说的方式而已。”(杨建钢, 1986: 94)这种观点唤起了我国年轻一代作家的形式自觉,促使他们开始了继白话文运动后的以发掘小说语言表现潜力为目的的又一次话语革命。语言不再只是内容的表衬,叙述本身变成了目的。于是,马原提出了“小说创作的工艺过程”(王庆生, 1999: 271);余华(1989)发表了具有“怀疑的时代”内涵并指向“未来小说道路”的形式主义追求的《虚伪的作品》。从创作思维论看,马原(2001: 44)的《方法》一文主要是谈小说的逻辑的。他说:“生活不是逻辑的,但是其间有些很逻辑的片断;存在不是逻辑的,有些局部存在又似乎在证实着逻辑学的某些定义。我于是不喜欢逻辑同时不喜欢反逻辑,我的方法就是偶尔逻辑局部逻辑大势不逻辑”。而“偶尔逻辑局部逻辑大势不逻辑”的观点,换个角度看,正是罗伯•格里耶(1984: 400)下面观念的绝好翻版:“在我们周围,世界的意义只是部分的(所以‘局部逻辑’)、暂时的(所以‘偶尔逻辑’)、甚至是矛盾的(所以‘大势不逻辑’———括弧内笔者加)”。萨特说过:“反小说保留了小说的外表和轮廓;给我们介绍虚构的人物和讲述故事的是想象的活动。可是,我们大失所望:小说自己否定了自己,人们似乎在建树小说时,小说在我们眼中毁灭了;作者是在写一部……小说中的小说。”(柳鸣九, 1986: 480)可以说,马原对新小说的领悟完全达到了萨特的认知程度,他已经深谙布托尔“小说是模仿实情的虚构”的蕴涵,故而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识地混淆真和假的界限”。其实,被吴亮(1994)揭破的他的“叙事圈套”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小说的“虚构性”,看到他是怎样“用小说来否定小说”的。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是对新小说剥离叙述主体情感判断后的纯粹客观叙述的最恰当的诠释。罗伯•格里耶的语言自述功能正是通过叙述人消失来体现的。我国年青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自觉地去追求“忘我”的情境,把主观情感调到零度,让叙述主体变成无动于衷的冷眼看客,尤其余华的“死亡叙述”麻木得令人愕然。他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和《世事如烟》等,也都展示了罗伯•格里耶的冷漠的“白描”。马原(1985: 53)在谈到《拉萨河女神》时也这样说过:“我尽可能地客观,客观地叙述,客观地描写,客观地反映我的主题感受(包括观察)”,以致于他对拉萨河河心岛的经纬度和《喜马拉雅古歌》中一个小村庄经纬度的刻画,其客观的程度,都使人不禁联想到罗伯•格里耶笔下的“柱子的阴影”。这一切正如格非(2002: 31)所发现的,作者表面的“中庸”或者“客观”产生的实际效果往往比“直接”引导和介入更加强烈。新小说观念对新时期作家产生影响而结出的第一颗果实,当推早在1981年就出版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是因为高行健比其他中国作家或评论家具有法语语言的优势。可以说,《初探》无论在阐述“小说的叙述语言”和“人称的转换”,还是在谈论“时间与空间”和“从情节到结构”,抑或在指点“小说的未来”等方面,都深受法国新小说观念的启示。而更为重要的是,《初探》又在当代作家中引发了浓烈的兴趣。

三、技巧的接受与运用

萨洛特说过:“小说被贬为次要的艺术只因它固守过时的技巧。”(柳鸣九, 1986: 59)而一旦创作观念发生改变,当代年轻的作家也在创作过程中开始了全面实践新的写作技巧。从叙述语言说,新小说破坏传统的语言规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