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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文学界对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以下简称为“美华英语文学”)这一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学门类给予了愈来愈多的重视与研究,但翻译研究领域对此却很少论及。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其作者的族裔背景关系,有关中国文化的表述一直是美华英语文学的一个主题,而用英语表达具有中国色彩的成分即是将这种文化“携带过去”(carried over)———这正是英语中“翻译”一词的拉丁词源的本义。

因此,美华英语写作就“承担着文化翻译的职能”,实际上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双重转换。(王光林,2002)如此说来,将这种文本译成中文,在一定程度上便是一种回译(back-translation)。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还原问题,其中存在着种种偏差,有些甚而对现行的翻译理论与技巧提出了挑战,确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本文拟将著名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成名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及其三个中译本(程乃珊、严映薇,1999;田青,1994;于人瑞,1990。下文以①、②、③来分别代替)作为典型个案进行研究分析。谭恩美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第二代中国移民,其代表作《喜福会》曾于出版的当年(1989年)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九个月之久,至今已被翻译成包括汉语在内的20余种语言。作品讲述了四位中国移民母亲与她们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在相互沟通上的种种困难。

全书由16个相对完整的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以一个主要人物口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形式而出现。我们先来看一下原作语言上的特点。胡勇指出,新一代华裔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以汉字形象或直译或意译英译后置于文中”。(胡勇,2003:149)纵观《喜福会》原文文本,最引人注目的语言现象就是其中插入了大量以作者独创的拼音方式拼出的汉语。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音译手段,通过对汉语进行罗马化处理而试图在英语读者的耳中再现书中的中国人物所说汉语的语音,从而“强调突出了相关经验本质的口语性”。(桑德鲁普,1999:295)以这样的拼音形式出现的不仅有单词,有时还有完整的句子。同时,为了降低英语单语读者的阅读难度,一般后面马上就会用英语给出词语的解释或是句子的直译形式。这种成分的频繁出现,使原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多语文本。

在作为译入语的汉语恰巧是原文中作为外语成分而存在的那种语言时,翻译中应该如何表现呢?我们还能做到传统译论所要求的忠实或是等值、等效吗?让我们通过两个例子来比较分析一下三个译本的处理方式。

(1) My auntie, who had a very bad temperwith children, toldhim he had no shou, no respect for ancestors or family, just like ourmother. (p.35)①

舅母对待孩子,向来粗暴得很。我弟弟不服地瞪她一眼,她马上训斥他目无尊长,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像我们妈妈。(p.33)②我的舅妈向来对小孩子没耐心,她说弟弟不shou(孝),对于长辈和家人不尊敬,就象我妈妈一样。(p.28)③我舅母对小孩脾气甚大,告诉弟弟他不知“羞”,就像我们的妈,不尊宗敬祖。(p.32)呈拼音形式的汉语在原文中的出现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出于作者匠心独具的安排。其中单个的汉语词往往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在英语中找不到全面的对应词。按照金圣华的分析(金圣华,2002:43-44),“shou”所对应的汉字应为“孝”,③译作“羞”,与原义不符。原文中虽然将“孝”解释为“respect forancestors or family”,但鉴于其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儒学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这个浅显的英语解释所远远不能传达的,因此谭恩美才采取音译以求保留整个概念的内涵。如①那样根本不考虑将该字回译凸显,也就完全忽略了作者写作时的策略性安排,不能算是忠实于原文的翻译。②虽将该字准确回译,但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读者对于“孝”的感受必然要比西方读者强烈得多,“功能对等”难以实现。至于原文多语现象及其文本功能的保留问题,我们将在下个例子里集中讨论。

(2)“Jrdaule”—I already knowthis—she said, as if to askwhy I was telling her this again. (p.200)①

“我早知道了。”她只是很平静地说,好像很奇怪为什么我还要再跟她说一声。(p.180)②“Jrdaule(知道了),”她说,好像是责问我为什么又把这事告诉她。(p.162)③“知道。”她用中文说,好像在问我为什么我还要再告诉她一次。(p.193)此处多语现象的文本功能有二。一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凸显语码转换的用意。小说中的母亲们在一般性的交谈中通常使用英语,但在与女儿亲密交流时往往以汉语来表述心声。(Bloom,1997:91)该例就展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女儿刚告诉母亲自己准备再婚的事情。二是使作品陌生化,适当增加英语单语读者阅读的难度。译文①将原文的多语色彩完全抹煞了,译文读者无从知道此处发生了语码转换,也就无从体会这一转换的策略性意义。

此外,原文给予读者的陌生化效果对译文读者来说已全然丧失,阅读难度也大为降低。②保留了原文中的拼音,一方面可令读者意识到此处有语码转换发生,并进而思索其意味;另一方面这种汉语毕竟是经过罗马化处理的,且又属不规则拼音形式,在视觉上仍给中译本读者以陌生化的冲击。但这种译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文本实质上仍为单语,对译文读者的要求明显低于原文对英语单语读者的要求,因此对原文的陌生化效果有所削弱。③在表现功能一上差强人意,尚能使读者意识到此处发生了语码转换,但由于变成了单语文本,也无法再现功能二。此外,读者会误以为译文里的“用中文说”是原文中所固有的字眼,而原文里确实就有这样的句子:

(3)“Annh! Why do you Americans have only these morbidthoughts in your mind?”cried my mother in Chinese. (p.105)

对此,③给出的译文是:“哼!为什么你们美国人心里只有这些病态的想法?”我妈用中文大声说……(p.98)译文读者自然想不到这里“用中文”说的话与上句里“用中文”说的在原文中的表现是如此地迥然不同。因此,译者并未成功地保留原文语言间的差异。上文中提到过,小说中的母亲们在一般性的交谈中是操英语的。她们的混杂英语(hybrid English)被描述为“有大量一顿一顿的短句,且句子主语经常省略”。(Wong,1995:188)前者正反映了汉语———尤其是“欧化”以前的汉语———的节奏特色,而后者虽不符合标准的英语语法,却显示了这一表象后面所隐含的汉语句法。

因此,这种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仍可看作是对她们的母语———汉语———的翻译,其中译仍可归入我们回译研究的范畴。这种写作策略与上面提到的对罗马化的汉语的借用皆属于当下后殖民写作中非常流行的“挪用策略”(strategies of appro-priation)(Ashcroft et al. 1989:59-77),将作为处于中心位置的强势语言的标准英语置于处于边缘位置的弱势语言的影响之下,从内部对其进行“污染”,以期达到挑战英语霸权、颠覆消解中心的目的。这种语言杂合及其政治性目的在译文中显然很难反映出来,如下例所示:

(4)“Already cooked enough for you. See? One soup, fourdishe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