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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电子媒介人”的教育——论电子媒介时代的儿童教育遭遇及策略选择

论文编号:lw201802061834296201 所属栏目:教育论文范文 发布日期:2018年02月09日 论文作者:www.51lunwen.com
一、“电子媒介人”的基本内涵

波兹曼的“悲观消逝论”描述了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消逝”现象。“传播革命论”、“温和建构论”则为童年的“再生”提供了新思路。教育的对象是“人”,“人的形象”是思考教育问题的逻辑起点,“任何教育知识的创新以及教育改革的深化都可以从对‘人的形象’进行反思与重塑开始”。各种“人的形象”都打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可以说,教育史上出现的“人的形象”,如“宗教人”、“自然人”、“理性人”、“社会人”等,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可以说,正是基于某种时代特征的“人的形象”才能对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以电子媒介为交流主导的当今时代,“人的形象”如何,教育遭遇“新人形象”会面临哪些问题,电子媒介时代的教育又该如何应对,这些是本文重点要探讨的问题。
“电子媒介人”的概念是由夏德元在《电子媒介人的崛起——社会的媒介化及人与媒介关系的嬗变》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电子媒介人,即是指生活于媒介化社会,拥有各种电子媒介,具备随时发布和接受电子信息能力,已成为媒介化社会电子网络节点和信息传播主体的人”。夏德元“从现象学上给出了电子媒介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描述,也关注到电子媒介人的社会属性和在传播格局中的特殊作用,更在传播主体论意义上确立了电子媒介人的主体地位”。从对“电子媒介人”定义的进一步解释出发,我们认为“电子媒介人”的基本内涵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
“电子媒介人”生存在“人人皆媒体”的环境中,其生存方式是“数字化生存”。电子媒介在全球的普及为“人人皆媒体”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可能①,“人人皆媒体”的环境又孕育了“电子媒介人”。让“电子媒介人”生存于“人人皆媒体”的环境中,人的生存方式会渐变为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所说的“数字化生存”。“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再是人口统计学上的一个‘子集’”,“计算机不再只是计算机,它已经关系到了我们的生存”[4],在“人人皆媒体”的生存环境下,“数字化生存”。
将成为“电子媒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电子媒介人”具备“媒介化社会”的属性,在传播格局中具有“传受合体”的功能。有研究者指出,媒介化社会在本质上即是“人的媒介化”。这一方面意味着生活于媒介化社会的人,全方位地受到媒介的深刻影响,“其对社会的想象由媒介构造,其思维方式、个体意识都烙上了媒介化的烙印”。另一方面,“人的媒介化”也不仅仅表现为媒介对人的深刻影响,更是人对媒介化社会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体现在“电子媒介人”在媒介化社会传播格局中的“传受合体”的功能。每个人即是媒介信息的受众,也是媒介信息源,还是信息传递者,电子媒介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从传播主体论上讲,人具有传播的本能冲动,人是传播的动物,人在传播中理应拥有“主体性”。但在电子媒介时代出现之前的历次媒介革命(以语言、文字、印刷媒介为代表的媒介革命)中,人和媒介的关系是逐步分离的。一部分人垄断媒介而控制“传播权”,导致人在传播权利上的“集中化”,多数人在传播中是被动的“受众”,人传播的“主体性”受到限制。进入电子媒介时代,昔日大众传媒的受众变为“传受合体”的“电子媒介人”,作为新的传播主体的“电子媒介人”,其“主体性”日益彰显。

二、学校教育遭遇“合法性”危机

“成熟差”、“不对称性”是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教育人类学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主要在于人具有的“未特定性”,“人的未特定化是不完善的,自然把尚未完成的人放入世界中,没有对人做最后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给他留下了未确定性”。人的这种“未特定性”,使人无法像动物一样凭借天生能力生存,人的“未特定性”规定了“人是可教育并且需要教育的动物”,也即人有“可塑性”、“可教育性”。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在于人类依靠社会生活经验代际相传的教育而不断繁衍、发展。教育“代际相传”是凭借代际之间的“成熟差”,也即“存在群体的新生成员的不成熟与具备群体知识、经验的成年成员之间的对比”。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成熟差”是教育存在的人类学依据,表现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不对称性”,这是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学校教育成为弥补教育主体间“成熟差”、“不对称性”的有效途径。无论是生物性方面的“生理性早产”,抑或社会性方面的“超生物经验”,都表明人在生物性和社会性方面存在“成熟差”属于客观事实。“成熟差”的客观事实只表明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并不与制度化学校教育的出现存在必然联系。人类教育的发展史是不断形态分化的过程,从氏族部落的社会教育,到家庭教育从社会教育分离,再到学校教育分离于社会、家庭教育,最终成为“轴心”的教育形态,整个过程呈现教育形态分化的态势。
随着人类知识经验的不断丰富,客观存在的代际成熟差随着文明的进步不断扩大,“年轻人的能力与成年人所关心的事情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通过直接参与成人的事业进行学习,越来越困难”。社会、家庭教育的生活化特征不足以弥补代际之间的成熟差,学校教育凭借制度化、专门化、针对性的优势,逐渐成为跨越代际成熟差的有效途径。
作为“电子媒介人”的儿童,消解学校教育的合法性基础是“不对称性”。电子媒介时代是相对于印刷媒介时代而言的。有研究者认为印刷媒介时代是对教育主体间“不对称性的呵护”,而电子媒介时代使得作为学校存在依据的“不对称性”逐渐消逝。电子媒介时代的儿童,成为“电子媒介人”,意味着“在电子媒介这一新型环境里.....儿童不再需要多年学习就能使用电子媒介.........儿童几乎具有与成人一样的电子媒介使用能力”。电子媒介不再像印刷时代的文字符号一样难掌握,以“图像”为形式的电子媒介,可以轻易引领儿童翻越印刷媒介时代成人世界的“围墙”。
过早的看到成人世界的“后台”②,成人世界的信息控制权日益受到挑战,更多的成人世界信息被儿童接收到之后,面对电子媒介时代的大众文化,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已经步入“后喻文化时代”③。“研究显示,儿童对媒介的驾驭能力已经使得将儿童作为一种‘不成熟’的人的观念土崩瓦解,他们显示出了超越成人的某些能力,并直接挑战着传统的成人与儿童关系框架”,“不对称性”在教育中正逐步消解。
电子媒介时代学校教育的合法性危机。作为“电子媒介人”的师生是电子媒介时代学校教育的主体。教育主体间“不对称性”的消逝导致了学校教育合法性危机:首先表现为教师角色的存在论危机,也即学校中的教师在电子媒介时代扮演何种角色,作为教师如何存在。可以说,印刷媒介时代的教师,凭借文字、阅读、印刷物品等媒介垄断了知识的传播权,教师可以占据学生无法进入的知识垄断领域成为知识的“权威信息传播者”,学生作为单纯的“受众”,处于接受的被动地位。
进入电子媒介时代,学校中的教师出现了存在论危机,教师不再是传播知识的权威源泉,教师的知识垄断受到了质疑,学生不再被动的扮演“受众”的角色,而是逐渐嬗变为作为传受合体的“电子媒介人”,并吁求成为新的传播主体。其次,学校中师生活动的教育内容存在“不确定性”、“无边界性”。印刷媒介时代,学校教育内容由教师单方控制,并伴随着教师权威的影响而成为“确定性知识”,具体表现为“标准答案”。此时学校教育内容是有边界的。电子媒介时代,学生可以凭借电子媒介进入教师的知识垄断领域。另一方面,师生共同作为“电子媒介人”,面对的是未知的知识领域,对于“不确定性的”、“无边界的”知识领域而言,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各自的观点,教育内容的“不确定性”、“无边界性”更加凸显。
再次,学校中师生之间的教育方式在变化。印刷媒介时代的教育方式是“传—受”模式,教师是“传”的主体,学生是“受”的主体。电子媒介时代,教师和学生共同作为“电子媒介人”,其教授方式是“传受合体”模式。最后,学校教育在弥补自身不足方面的作用在降低。印刷媒介主导的时代,学校教育在学生弥补自身不足方面,有着区别于家庭、社会所独有的知识话语权,进入电子媒介主导的时代,学校教育知识话语权的独特性已经下降,通过电子媒介,学生可以多途径完善自我。

三、儿童教育遭遇“童年消逝”现象

童年消逝论④的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在《消逝的童年》一书中集中论述了童年的发明与童年的消逝。波兹曼认为“童年”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概念,印刷术普及之前,儿童与成人之间靠口语传播、分享世界文化,因而人类尚没有“童年”。印刷术普及之后,文字成为主导,成人掌握着文字和知识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