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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语的全球化导致本土化,而本土化又导致各种各样富于地域色彩的英语变体纷纷出现。目前中国英语作为一种国别变体,逐渐表现出由使用型变体向制度化变体的转换迹象。本文通过回顾中国英语问题的由来,使用型变体和制度化变体的概念和本质特征,借助Kachru的三个同心圆理论来分析转换的可能性,并探讨可转换性,针对中国英语探究转换的可能性,并作出展望。
[关键词] 　中国英语; 　使用型变体; 　制度化变体; 　可转换性　
英语是随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而向世界各地传播的。从本世纪起,特别是在二战后其使用范围迅速扩大,成为当今世界的通用语。在与其他语言和文化的长期接触和相互影响中,英语在不断全球化的同时又出现地域化或本土化。近三十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的分类和变体化研究越演越烈。中国英语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国别变体,正在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要想确定中国英语的标准国别变体的地位,势必要进行使用型变体向制度化变体的转换。本文探究阐述一些变化的趋势并做出了展望。
一、中国英语问题的由来中国英语问题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提出已经有20 多年了,它的由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为第一阶段,中国英语经历了一个由提出概念到引起学术界关注的过程。90年代为第二阶段,学术界基本上一直围绕中国英语的地位问题在展开讨论。进入本世纪后为第三阶段,中国英语由地位之争逐渐转向多元化。1980年,葛传槼教授在《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首先指出Chinese English和China English 的区别时认为:“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
[ 1 ] 。虽然在表达上往往带有一种“中国腔”,但这是由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所决定的。在以后近10年里,学术界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80年代末,翻译界爆发一场关于“汉译西化”和“西译汉化”的争论。黄金祺撰文分析“汉化英语”的出现和发展,“‘汉化英语’就是‘带中国特色的英语’(Chinese - col2ored English) ,它首先是正确的,其次是带中国特色的;它是适应于中国的思想方式和文明,并为中国的思想方式和文明丰富了的英语”
[ 2 ]47。接着,孙骊概括介绍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和英语国别变体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中国使用的英语”、“中国化英语”、“中国人的英语”等问题
[ 3 ] ,虽然没有使用“中国英语”一词,但实际上提出了对中国英语的理论界定问题。90年代初,汪榕培首先把中国英语界定为“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并指出:“‘中国英语’是个客观存在,它既不会长他人志气,也不会灭自己威风”
[ 4 ]3。两年后,李文忠在就“中国人在本土上使用的”和“标准英语”等问题进行讨论后,对中国英语作出新的界定:“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英译、译借及语意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句式和语篇”
[ 5 ]19。两年之后的1995年,张培成和谢之君两位学者先后撰文,对中国英语发出了冷静的质疑。最后,谢之君给中国英语作出新的界定:“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使用的干扰性语言变体,这种干扰表现在语言各个层面上,有语言本身的,也有思维和文化的;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其使用频度和实际效果与使用者的英语水平有关”[ 6 ]10。不久,贾冠杰和向明友也给中国英语下了一个定义:中国英语是“操汉语的人们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
[ 7 ]11。以上各学者对中国英语的界定各有千秋,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它的一些特征: (1)中国英语是英汉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语言现象; (2)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核心,用于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受中国文化影响,具有中国特色; (3)中国英语具有交际功能,能为操规范英语者所理解。我们呼吁对待中国英语要像对待其他英语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采取一种更加容忍和开放的态度。
二、使用型变体到制度化变体的可转换性(一)使用型变体和制度化变体英语的发展和演变是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长期的语言接触使得英语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变异。英语的复数化(World Englishes)用以指称各地域使用的英语变体。1978 年4月,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举行的以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各国学者讨论了英语的两大地域变体划分—国际使用类( international) 和国内使用类( intranational) 。“国际使用类”指的是作为外语的英语变体,完全或主要用于国际间的交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宗教等各个领域,而在国内交流方面则几乎为零或所占部分极小;“国内使用类”指的是作为母语与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变体,主要为国内人际间的信息交流,英语是一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之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语言学系教授、著名社会语言学家Braj B. Kachru (1982)把各种各样的英语变体划分为两类,即制度化变体( institutionalized variety) 和使用型变体(performance variety) ,分别与前面提到的国内使用类和国际使用类相对应
[ 8 ]。所谓制度化变体,是指英语在一些国家已经具有法定地位,成为国家内部的一种通用语言。除了用于国际交流外,也是国内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用于治理国家、民族沟通、教学科研等。而所谓使用型变体,只是作为一种外语用于国际交往的需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各个领域内的交流。Kachru同时指出,只有前者(母语和第二语言) 才具有本体论意义,因为它们已经制度化了。而后者则由于受交际目的的限制,其变化的不定性较大,常随说话人的不同处境、语言水平以及受话人的不同态度和具体反应而变化,其变异现象尚未固定,无一定规律可循,因此不可能具有本体论意义。显然,按照上述划分标准,中国英语似乎属于使用型变体,那么它是否有可能转换成制度化变体呢? 以下我们引用Kachru的同心圆理论来探讨这一问题。
(二)Braj B. Kachru的同心圆理论及其模式的扩展1. Braj B. Kachru的同心圆理论美籍印度社会语言学家Braj B. Kachru 在Standards,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in the Outer Circle (1985)一文中,把目前在世界各地使用的英语( Englishes) ,根据其传播途径、习得方式和使用领域的不同,将它比为三个同心圆[ 9 ] (见下图) 。

图1最中间的圆代表内圈( inner circle)国家,它们是传统的英语国家,英语作为母语存在。这些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中间的圈代表外圈(outer circle)国家,它们大多曾经在历史上有过殖民地经历,英语并不是母语,但在国家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已成为第二语言。它们包括新加坡、印度、马拉维及其他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外面的圈代表扩展圈( expanding circle)国家,它们虽然没有沦为内圈国家的殖民地,也没有赋予英语特殊的官方地位,英语只是一种外语,但都认识到它重要的国际地位,因而非常重视本国的英语教学。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希腊、波兰及数量众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Berns (1995)在讨论了英语在欧盟的使用情况之后,提出对Kachru的三个同心圆理论进行修改,即将外圈和扩展圈之间的实线改为虚线。这意味着使用型变体和制度化变体之间的区别有可能会消失,使用型变体完全有可能被制度化,因而具有本体论意义。
3. 笔者的一些思考笔者从各位学者的模式中摸索出以下模型,仅供参考。第一,三个圈的大小不同代表了各圈使用人数的多少不同,内圈人口最少,英语在这里是母语,获取方式是自然习得,用途是全方位的。外圈的人口比内圈多,英语在这里是第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