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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英语” 是一种使用型变体 ,其以规范英语为核心 ,表达的是中国特有的事物。同时 ,它也不可避免受汉语影响 ,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句法和篇章四个层面 ,具有系统性可接受性和规范性。 “中国英语” 具有产生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对于中外交流和英语教学都有重要作用。
     “中国英语” 在中国出现已有近百年历史 ,最早可追溯到洋泾浜英语( Pidgin English) 。近年来 “中国英语” 更是成为中国英语教学与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一项课题 ,因其鲜明的特征和成因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
    一、 “中国英语” 研究概述
    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关于 “中国英语” 的讨论十分活跃 ,成果丰富 ,对于英语在我国的使用和我国的英语教学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由于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多 ,涉猎范围广 ,难以一一论述 ,笔者拟仅从“中国英语” 的定义角度对相关研究进行简单回顾。 “中国英语” 这一概念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由葛传椝先生在《漫谈由汉译英问题》 [1 ]一文中率先提出来的 ,他指出 ,把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译成英文可以称为“中国英语” (China English) ,中国英语不同于中国式英语(Chinglish) ,“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谈到这些名称 ,一时可能不懂 ,但一经解释 ,不难懂得。 ” 但由于葛先生仅仅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进行论述 ,其定义是不充分的,在此基础上 ,许多学者又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 ,其中有影响力的主要有:汪榕培将中国英语定义为: “中国人在中国使用的 ,以标准英语为核心 ,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它是英语国家使用的英语跟中国特有的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是一种客观存在。 ” [2 ]该定义肯定了中国英语的文化特性及其客观存在性 ,但是他将中国英语框定为 “中国人在中国使用的”,并不是太确切。事实上 ,中国英语亦可用于且主要用于对外交流中 ,且西方人在谈论中国特有的事务时也往往不可避免得要用到中国英语。另一方面 ,汪先生将中国英语定义为以标准英语为核心 ,也值得商榷。何为标准英语 ? 对于标准英语仍然存在许多的争议和分歧 ,大多数学者认为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充其量都只能算是两种国别变体。李文中则将中国英语定义为: “以规范英语为核心 ,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的事物 ,不受母语干扰或影响 ,通过音译 ,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 ,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 ,” [3 ]是与美国英语、印度英语一样的国别变体。李先生在汪先生的基础之上 ,舍弃 “标准英语” 的提法而改用 “规范英语” ,这无疑会更科学更容易接受 ,规范英语(Normative English)指的是合乎英语语言普遍规则 ,为讲英语国家所接受和理解的英语。但是李先生认为中国英语是完全 “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的” ,且完全不承认中国英语的语音特色 ,他认为无论是音段音位还是超音段音位的变异都属于中国式英语 ,但事实上 ,显而易见 ,完全不受母语干扰是不可能的 ,而语音应该是中国英语的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层面(这在后文中会有详细论述) 。同时 ,李先生将中国英语划分为与美国英语、印度英语等同的国别变体也有失偏颇。谢之君则认为: “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的干扰性变体 ,这种干扰表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 ,既有语言本身的干扰 ,也有思维和文化的干扰。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 ,能进入英语交际 ,其使用频度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英语水平有关。 ” [4 ]但谢同时强调,对中国英语的研究还不够 “全面、客观和深入”,因此以上只能算是对中国英语的表述 ,不能称之为定义。谢的表述肯定了中国英语是一种语言变体 ,但是他将中国英语与个别的英语使用者相联系 ,认为中国英语的使用效果取决于语言的使用者 ,这实际上混淆了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 ,否认了中国英语的系统性。学术界对中国英语所下的具有相对重要影响的定义基本集中于上世纪90年代,进入21世纪后,许多学者对于 “中国英语” 的定义仍存有异议,但鲜有人提出有针对性的补充和完善。笔者认为,在对于 “中国英语”所进行的一系列分析和研究中,对于 “中国英语” 概念的明确是一项基础但是绝对必要且重要的工作。
    二、 “中国英语” 及其特征
    以上几位学者对中国英语的定义角度各异 ,但均有不完善之处 ,因此 ,在分析了以上不同定义和阐述的基础上 ,笔者尝试对 “中国英语” 重新进行定义 ,以就教于方家:中国英语是一种使用型变体 ,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 ,把中国独有的文化、事物、意念和传统等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手段融入英语交际 ,同时也吸收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 ,所产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语音、词汇、句式和语篇。中国英语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系统 ,应具有可接受性和规范性。       首先 ,中国英语是一种使用型变体。美国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B. B. Kachru 将英语的众多变体分为制度化变体 (instit utionalized variety) 和使用型变体 (performance variety) 。 [5 ]所谓制度化变体指的是英语在一些国家已经具有法定地位 ,成为国家内部的一种通用语言 ,除了用于国际交流外 ,也是国内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作为母语的英语 ,如美国英语、英国英语和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变体 ,如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都属于制度化变体。所谓使用型变体 ,只是作为一种外语用于国际交往的需要 ,其变异现象能否被接受和承认得由以英语为母语的受话群体来决定。从我国使用英语的目的及英语在我国的功能来看 ,英语主要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际交流 ,以及作为中国人与非本国人之间在国内的交流工具 ,而其在国人之间使用所占部分极小。因此 ,按照这种划分 ,中国英语应归类于使用型变体范畴 ,是不能与上述的国别变体相提并论的。
    其次 ,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的。如前所述 , “规范英语 (Normative English)指的是合乎英语语言普遍规则 ,为讲英语国家所接受和理解的英语”,因此界定中国英语 ,必须要把其与 “中国式英语” 明确区分开来。 “中国式英语” 是指 “中国英语学习者与使用者由于受母语的影响 ,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 ,在英语交际过程中 ,出现不合规范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 ” [3 ]中国式英语是一种中介语 ,其中充斥了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语用失误。显而易见 ,那些在英语语音的基本发音、英语基本词汇的拼写和使用 ,以及英语基本语法的运用方面出现重大错误的英语就自然被划分为中国式英语,绝对不属于中国英语的范畴。 [6 ]第三 ,中国英语表达的是中国特有的事物。正如葛老先生在《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中所言: “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 ,讲或写英语都有些我国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1 ]而这些需要表达的事物在原规范英语中还未找到现成对应的表述形式 ,无法借助英语中原有的词汇或者句法结构进行表达 ,此时就需要通过 “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手段”,或者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来达到对外交流的目的。随着我国经济发飞速发展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展 ,需要表达的有中国特色的事物也会越来越多 ,借助中国英语 ,许多有中国特色的表达逐渐为西方人所接受 ,比如 ,三个代表: “Three Representatives” ;八荣八耻: “eight - hon2or and eight - shame”等等。
    第四 ,中国英语本质上是一种受汉语干扰的变体。正如 Kachru 所言: “These non - native varietiesof English have alternatively been labeledinterference varieties since in such second or fore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