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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以及 1970 年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座上第一次提到了话语与权力的结合“:很明显,话语绝对不是一个透明的中性要素————性在当中放下屠刀, 政治在其中安定团结————话语其实是某些要挟力量得以膨胀的良好场所。话语乍看上去好像空无一物————话语与禁令交锋的地方恰恰说明了它与欲望和权力的联系,这很好理解,正如心理分析所告诉我们的:话语无非就是表白(或者遮掩)欲望。https://www.51lunwen.org/languagethesis/ 话语同时也是争夺的对象,历史不厌其烦的教诲我们: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 它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我们可以从产生于原始社会中的神话和巫术中取得对上文的例证。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原始社会部落的澳大利亚中部黑人部落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称，如在狄耶里部落中用毡蛇、青蛙、家鼠、蝙蝠、甲虫、青虫等来称呼本部落的氏族。这些名称就是图腾，也是他们的祖先。各氏族用“父亲”“、兄弟”、“朋友”来称呼自己的图腾，禁止宰杀图腾动物，除非遵守特定条件、举行特定巫术仪式才可宰杀。而模仿其祖先生活场景的仪式也会每隔一段时间举行。他们相信，他们的祖先是半人半兽的动物，在各处流浪时撒下人的种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巫术词对这些原始氏族的支配。卡西尔还认为，不能仅仅用“愚昧无知”来评价这种现象，因为当这些原始人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应付生活时，他们并不需要巫术；而当出现他们自己无法解释或无法解决的事件时，巫术才显得格外重要。正因为如此，巫师、祭司在原始社会往往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根据福柯的权力理论, 人们绝不能将权力看成纯然压制性的。权力不仅仅是宣读禁忌、禁令的机构,因为一个完全压迫的机制根本无法说明,人们为什么要听从它。权力的根本特征是它的生产性,权力创造了社会真实,生产了自身的欲望和需求。权力在身体中涌动,制造物件与话语,生产知识。并且，知识在社会中要受到各种权力关系的控制。什么被允许,什么被禁止,都源于这个社会中的权威、规则、等级和学科系统,因此,一种文化必然产生出一种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 正是这种认识方式导致相应的话语被生产出来。如在每种文化中都有关于话语的真伪、正误、合理与不合理的准则,这些准则正是权力的产物。因此,任何话语,包括文学的话语,都不可能是完全自律或自治的,而是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产物。话语乃是权力的话语。卡西尔在《国家的神话》中这样表述，原始社会中，巫术的语言具有一种占支配地位和压倒一切的影响。它不对事物或事物的关系进行描述，而是试图产生效果和改变自然的进程。没有一套精心制作的巫术的艺术，这是办不成的。但在巫师的手掌中，它变成了一种最为有力的武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抗它的力量。在奥维德的《变形记》里，巫师梅德亚说“，靠巫术的歌声和咒语，甚至可以把月亮从天上拽下来”。在历史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咒语、巫术被不断地摧毁，然而，现代政治中仍然有神话或者巫术词的影子。德国纳粹独裁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就可以被看做是神话建构的过程。这里进入我们考察视野的话语，并不局限于词汇，还包括出现在当时政策纲领、法律文件以及标语口号中的话语。我们将纳粹建立独裁过程中出现的话语按照它们的目的分为两类。一、第一类：利用国内危机，扩大自身影响的话语。20 世纪 20 年代是魏玛共和国的危机时期。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国被迫接受了包含巨额赔款、割让矿山等惩治措施的《凡尔赛和约》；另外，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源自美国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德国，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幅上升。这一切都增加了德国人民的愤怒和屈辱感。而此时的魏玛共和国陷入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争斗，无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抵御国家面临的危机。成立于 1919 年的纳粹党又如何趁此机会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当时的纳粹党中，元首已经由希特勒担任，并于 1920 年 2 月制订并颁布了《二十五条纲领》，其中第三条规定：我们要求国土和领土足以养育我们的民族及移植我们的过剩人口；第二十条：为使一切有能力而又勤奋的德意志人有高等教育、并能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的机会，我们要求改革现存的教育制度。一切教育机关的课程设置，必须适应实际生活的需求。儿童一到有理解能力时，即应启发他们的民族观念。我们要求贫寒子弟特别优秀者，不论其父母职业及社会语言研究关系如何，应享有国家免费教育。这样的承诺无疑给危机中无助的德国人民以巨大的希望，不仅如此，在民族工人党早期的标语、口号中，还有这样的话：大家好先于个人好；消除对利润的依赖。对资本家的抨击，对吸引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等阶层的支持极为有利，更为领袖希特勒的崇拜队伍吸引了来自工人群众的大批成员。此外，为了激起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排斥和憎恨，纳粹还发明了许多词汇。例如：Siegfriede:胜利的和平Siegerfriede:胜利者的和平上述两个德语词读音近似，在今天的词义都是“和平”，而在纳粹党的字典里，却被进行了陌生化的修辞处理。被区别为德国人胜利得来的和平以及征服者带来的和平，借此试图在民众的意识中种下复仇的思想种子。除了试图吸引危机中的德国民众的目光，纳粹党也需要应对它自身面临的危机，不仅如此，还要继续实施它对于独裁计划。尽管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民族主义工人党啤酒馆暴动被镇压后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希特勒也被逮捕，但在 1924 年的国会选举中，它仍然得到了 18.2%的选票，成为能够与魏玛共和制抗衡的政党。此后由于传统政党的倒台，1932 年，各工业和金融集团都敦促兴登堡任命希特勒出任政府的带头人。由于恐怖主义的猖獗，国会选举于 1933 年提前举行。选举前发生了国会纵火案，尽管罪犯至今还是个谜，然而希特勒却抓住了这次机会，在颁发命令的小册子中这样宣称：“国会大厦在燃烧！共产党人把国会大厦付之一炬！这就是如果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掌权整个德国的命运！”借此将反对党派的势力降至最低，得到了 43.9%的选票，顺利成为执政党。在 1933 年，希特勒终于集总统、总理于一身。二、第二类：利用极端种族主义控制人心的话语。“民族”一词是希特勒权力话语系统中为了推行种族主义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词。早在《二十五条纲领》提出时，为了转移矛盾焦点，极端种族主义的观点就已经萌芽，比如，《纲领》规定“：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不分职业如何，凡是具有日尔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当时，遍布街头的标语称：敌人背后的力量———犹太人；日耳曼人，保持清醒！别买犹太人的东西！不仅如此，为了将种族进行“纯洁化”，并配合军队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他又提出了“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这一自造的、充满矛盾的词。“民族”与“种族”，本来是极易区分的。前者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民族 1）；后者指人种。然而，在希特勒看来，共同生活在德国的民众不可能实现平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应该截然区分。只有日耳曼人和雅利安人才是“优良种族”，才配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所谓的“整齐划一”，其实是代表纳粹的信仰能够在集体中畅通无阻，没有任何冲突。犹太人、外国劳工、被占领土地的人都是劣等民族，他们无权享有资源，不仅如此，在最初阶段，希特勒就认为犹太人理应交出工作岗位，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给所谓的“优良种族”。可见，所谓的“民族共同体”只不过是纳粹党用来聚拢并支配人心的幌子，其成员构成是由希特勒制定的标准来决定的，其实质仍是极端种族主义。“民族”“、种族”的界限被完全抹去了。假设希特勒创造的民族词义可以被设定为“民族 2”，则其义素构成有如下区别：[+人为限定性性][+阶级性][+集体]民族 1 – – +民族 2 + + +纳粹主义的领袖不断在新的仪式补充、发展自己的“巫术词”或者对其极权统治有利的话语，使其含义固定、严厉、不可抗拒。在这种语境下，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都不再有自己的意志，忽略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有可能招致死亡，“它成了反对领袖和极权国家威严的一种罪行”。同时，那些话语也消解了所有人的活力和批判能力，攫走了情感和个人责任感。在福柯去世前两年的一次访谈中, 他说“:我想给人们展示:他们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自由得多;他们以为真实不虚的东西都是在特定历史中产生的; 人们可以把脑袋中这些信以为真的东西破除掉……我想给人们展示: 很多事物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风景,而它们却被看成是全部宇宙,这是一些历史转变的结果。https://www.51lunwen.org/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