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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比喻喻体差异中的中西美学渊源《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在《知音》中，曾就篇章修辞提出了“六观说”—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置辞”即是 ...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在《知音》中，曾就篇章修辞提出了“六观说”—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置辞” 即是指铺饰辞采，这当中就包含了修辞手段的运用。刘勰将辞采放在第二位，足见他对辞采的重视。而在所有修辞手段中，比喻是最古老而又运用得最多的修辞格，因此学术界普遍重视对它的研究，已有不少从社会、文化、交际等角度对比喻进行的论述，但从审美差异角度进行论述的却不多见。本文力图从中西美学差异角度对中西喻体进行探讨。一中西美学发展的历史及差异西方早期的美学思想发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不仅发现了著名的“勾股定理”，还在对数学的发现中不断追求“美”的形式，比如对“黄金分割”的认识。古希腊罗马美学关注的是“美的本质”问题，将美学看做哲学的组成部分。苏格拉底使西方美学研究开始注意到美的人文性。西方的现代美学则承袭了康德的思想，大都从人的主体性来探讨美的本质，侧重从认识论角度去探讨美的实体存在，将感性、直感搁置在理性、思维、逻辑、概念、推理的手术台上进行思辨的剖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形成了丰富的美学思想。比如：孔子美学思想，其重点是社会美；而老子的美学思想是以“道”为核心，老子的《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中就谈到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其后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均有人提出各种美学观点，但美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19世纪末，中国近代形态的美学方才成为独立的学科。现有的中国美学史著作一般公认王国维为中国近代美学最早的开拓者。但迄今为止，中国的美学始终没有越出西方美学家提出的种种理论框架，没有建构成现代形态的、能够涵盖中国历代审美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辨成果的新体系。从西方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对于“什么是美”这个问题，历代美学家总在反复进行探讨，并且按照各自的理解做出不同的回答，因而建构起不同的美学体系。西方美学的展开是将美的本质、美的属性、人进行审美活动的规律单独考察，建立起纯粹美学的理论体系。从中国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古代审美追求的极致是本体之美，但审美意识却是随着人的本质而展开，人的自我意识，是随着主体意识的自觉、升华而发展、丰富、演变的，不像西方美学那样以宇宙本体论为基础围绕“美”这个基本范畴而展开。中国古代理论家在对审美现象做思辨考察时，很少有人取纯美的视角，而总是联系着当时的社会状况。二中西比喻喻体的统计分析芝加哥大学G．Lakof和M．Johnson两位教授在其所著的Metaphor We Live By中系统地论述了比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②。这一观点已在学术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从中西方比喻思维方式的差异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不同的美学渊源。人类悠久的历史为比喻注入了鲜明的文化内涵。从中西喻体的对比之中，我们会发现它们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出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中西美学的差异中，找到一些因思维方式差异而造成喻体差异的原因。笔者选择较有代表性的《中外比喻词典》(下)中有关“爱情”的喻体为例来加以分析④。词典中该条目共包括350条，但笔者以为有一条不能算做比喻，故只以349条计。其中属于中国和西方国家作品中的比喻条目共320条；另外3O条则不属于这个范围。喻体的总数为470个，中国的喻体有267个，西方的有203个。笔者对喻体分类的统计结果见下表(表格附后)。以上的统计数字表明：① 自然现象、动物、植物和物品这类“目力所及”之物，在中国作品的喻体中达到了88．8％ (分别占32．6％，15．7％，21％和19．5％)，而在西方作品中的这类喻体为65％ (分别占21．2％，10．3％，10．8％和 22．7％)。② 相对于西方人，中国人更喜欢以自己身边的事物作为比喻的喻体，而西方作品以科学的东西为喻体的则达到了13．8％，远远高于中国作品中3．O％这一比例，这表明西方人在喻体的选择上更多地融入了科学和理性。③ 以虚拟物为喻体，中国为4．98％，略少于西方的6．4％，但较为接近，说明二者在从无到有的创新思维上是相差不大的。 ④ 在人文这类喻体中，中西方的差异很大，中国只有 3．4％，西方达到了14．8％，显示出西方更多地注重了对人本身的关注；但是，造成这方面差异的原因，笔者以为可能更多的在于社会和文化，故此处不做讨论。目三中西比喻差异的美学阐释 1．从对“美”的定义来看在西方美学史上，“美”不仅是西方多数美学家建构体系的基本范畴，而且是其整体体系的逻辑起点。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鲍姆嘉通(A．G．Baumgarten)于1750年对“美学”做出了经典定义—— 美学是研究“感性认识的科学”⑨。黑格尔也曾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西方的美学是对感性进行的理性剖析。它主要是对审美经验和艺术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经验性的科学研究，或者对美学研究和艺术批评的术语进行逻辑分析。在西方，审美是与生活对立的，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非常清楚。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其特点是注重逻辑和分析，他们认为“美”更多的是一种科学。这样，“审美”自然地与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西方美学具有重理性的特点，因为西方人大量使用与科学有关的东西作为喻体，这类喻体彰显出了理性美，符合西方人的审美心理，如：莎士比亚在《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中写道：“我的爱情的基础是这样坚固，就像吸引万物的地心，永远不会动摇的。”④在对爱情的比喻中联系到地心和万有引力，这在中国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不太容易把“枯燥”的科学和纯美的爱情联系起来，这不符合传统的审美习惯。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表现出的是直觉整体性，因此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因此，在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中，很少有人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单独提出“美”、“什么是美”之类的概念和命题。几乎无人遵循严格的形式逻辑的程序和规律，而主要借助于素朴的辩证逻辑。因此，“美”被泛化为有时可以同“真”、“善”、“好”等互换的一般概念。正因为中国古代美学的概念、范畴大多数没有形式逻辑所要求的那种确切的外延与内涵，也就没能形成纯粹的美学理论体系。对于中国人而言，审美的活动不是一种科学认识，不是主客二分的问题，而是一种体验，一种依照自己的直觉所得出的体验。中国人没有将美学置于放大镜下，以数学所要求的严密逻辑推理来进行研究，没有将“美”用一般的科学眼光去审视。在中国人心目中，美与科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因此，中国的喻体中选用科学的东西较西方少也就可以理解了。 2．从审美距离来看关于审美距离，英国美学家布洛于1912年在对实验美学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距离”说(8)。布洛认为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时常出现“失距现象”。“失距现象”包括主体和对象之间距离太近即“差距”和距离太远即“超距”两种情况。他认为心理距离能够产生出有空间感的审美经验。主客体距离太近便难于唤起审美感觉，距离太远则无法建立起审美联系。在西方的审美观念中，审美距离是很重要的。相对于中国人，西方人更倾向于“超距”审美，换句话说，他们更愿意选择距离远一些的对象，以使比喻显得更有创意、更令人印象深刻。英国17世纪出现了以翰·多恩为首的一派诗人，他们“把截然不同的意象结合在一起，从外表绝不相似的事物中发现隐藏着的相似点”， “把最不伦不类的思想概念勉强地束缚在一起”⑨。在对比喻喻体的选择方面，他们总感觉选择近距的喻体相对来讲不那么符合他们的审美心理，如选择身边可见的、可接触到的事物、自然现象等。因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