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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大众文化

    目前，“大众文化”是一个被人用滥了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含义十分模糊的概念。“大众”在中国话语传统中的语焉不详及流变严重影响了我们对“大众文化”这个词的理解。“大众”指涉对象在中国的理论实践中存在相当程度的混乱。西方理论视域中的“大众(mass ) "与中国理论阐释中的“大众”又有明显的区别。现在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是从英文mass cultwe翻译过来的，但又有人将mass culture翻译成“群众文化”，除此之外，国内在文化研究理论中又抛出一个声势浩大的“审美文化”。对这些相关概念的差异来自于理论者理解的分歧与立场的不同。如果再追问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与民间文化(popular culture)、通俗文化、民俗文化、平民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那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对于这些相关概念的关系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分析梳理，那将是一本书的冗长辨析。但有一点是可认肯定的，目前在国内文化研究视界中所流行的“大众文化”己经成为用来描述新兴商业消费文化的一个常用词语。我们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特指现代化都市化工业社会和商业消费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和技术运作特色的文化产品。其具体化是指现代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等媒介传播、承载，在大众消费社会流行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广告、畅销书、消闲报刊等等。

二、中国大众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及其特色

    1、产生原因和发展概况
    关于中国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因人们己经说了很多，大多都认为大众文化是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产物。也是在这一思路上，尹鸿归纳出中国大众文化兴起的五个原因。首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大众文化兴起的基本动力:其次，泛大众文化消费群体的形成为大众文化的兴起准备了必要条件:第三，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文化背景:第四，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标准走向宽松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政治条件;第五，消费社的形成是中国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的社会条件。冈尹鸿从中国社会总体变革和体制转换的转型期来探讨大众文化的发生发展原因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者们几乎没有什么疑议。确切地说，中国大众文化具备市场生产条件是在九十年代初期。但在此之前香港和台湾的作品己在充当先择在中国大陆上登陆。当大陆获得市场生产条件之后大众文化的生产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占领了大众的闲暇时间和空间，成为时代的文化主流。中国的大众文化几乎不受任何阻力在刚刚开放的市场上畅行。因此它也不攻许其它文化形态，而以一种主人翁的态度宽容而温和地出现。如果说尹鸿的归纳还算正确的话那也只能说他分析了中国大众文化产生的基本条件和背景。大众文化在转型期迅速占领整个文化空间的事实本质上说明了它长期遭受压抑的事实，同时也表征了大众某种程度上的解放。这种解放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身体上所受的劳动束缚减少，有了比以前较多的闲暇时间。观念上思想的解放、压抑的缓解使大众有了消遣娱乐的意识，电视等现代化电子
媒介的拥有拓宽了大众的私人空间。长期以来，中国大众都是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单一独白下被动灌输，新中国的文化始终以主旋律贯穿。新中国模仿前苏联的文联制，文艺工作者是党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联是党的一个机关，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有一段时期甚至把文艺批评当作政治运动，文艺成了解释政治主张和进行政治教化的传声筒。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倡的“大众化”与今天的大众文化在内涵上明显不同。“大众化”有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语义，目的是在通俗易懂的表达中承载更大可能的教化内容。“大众化”策略本身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它替代或填补了民众对文化娱乐性功能的要求:二是它浅显易懂，在不经意的娱乐中又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求，“寓教于乐”，正形象地说明了“大众化”文化的功能目标。中国当前对大众文化形成强烈批判的行文中经常见到他们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借用来的词语诸如平面化、单一化、标准化、批量生产等指责，但如果我们拿阿多诺他们的理论武器来考察一下我们长期以来一向认为“严肃文化”的许多文化作品，就会发现正如同他们所厌恶的那样同样具有意识形态的强迫性、遮蔽性、单一化、标准化的特征。这一点上发展到极至莫如“样板戏”了。所以我们不同意用阿多诺模式来批判中国的大众文化，也不同意在此基础上推论出中国大众文化已形成“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问在中国从本世纪初到七十年代的专制意识形态的偶像崇拜思想禁锢下，中国新兴起的大众文化更多的是对大众心理的解放，对“神”的忘却，对政治的厌倦，对世俗人生的关怀和对自己感情存在的确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在他对其“新感性”的论述中将实验美术、朦胧诗与流行歌曲看成是带有强烈启蒙色彩的二十世纪中国艺术。把大众文化抬高到启蒙的高度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但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众文化与先锋艺术在某些方面共同担负着相同的功能。“如果说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品格具有与‘神’相对立的世俗化和人间化的特性的话，它确实扯动了我对中国历史久远的思绪，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世俗化的文化波澜都与上述的话题有仿佛之处，比如魏晋的享乐之风是对定于一尊的儒术的反动，宋代市民文化是对理学的反动，明代更不用说，与市民文化盛行并为伍的正是启蒙主义思想的萌芽……”这里所说的启蒙主义思想萌芽是否合适姑且不论，但事实上每一次世俗风气的涌起和人欲的解放确实是出于对一定时期禁锢和压抑的反抗。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比较长的时期里民众遭受普遍压抑的事实，当时通过最高指示来感召一体化的社会主体，用共产主义社会的承诺和想改造的方式有效地实现一体化。国家话语的宏大叙述有效地取代了一切个人的情感性话语，思想的管制，严格的身份确认及封闭森严的科层制度使民众倍受压抑。国家话语的单一独白事实上忽略了对民众的世俗关怀，共产主义的信念也许深入人心但却没有产生终极性的信仰，“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口号体现出来的热火朝天的激情其实表明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急功进利的世俗想法。事实上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其年月的遥不可及捉摸不定不说，单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核心—首先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就崇高得超出人民大众的关怀和理想。共产主义理想是一种伦理，正如伊格尔顿说的，“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希望将伦理审美化，把伦理从一种超历史的规范转化为历史的力量以实现自身为目标的愉快。……在那里，人们被鼓励为了其他人的更大幸福而牺牲他们自己的充分发展。这样一种自我牺牲的行为几乎没愉快，而且常常没有利益，也许人们可以宣称这是一种爱;虽然爱和幸福的生活最终是统一的，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将陷入一种矛盾的状态，因为普遍幸福的繁荣看来有时必须放弃个人的满足”。共产主义理想这一目标对民众来说太遥远了，民众觉得还是说点近的吧，关，自一下自己当下的日子，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与其说为共产主义献身还不如练练气功修身养性，生活过得不好也没法改变，享受现世人人都知道没有来生。这是对个体感性的确认，在国门开放政治宽松所形成的压力缓解的情况下对世俗的关怀是民众的普遍倾向，甚至唤醒自身对享乐的体验。
    中国的大众文化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众的政治热情开始退潮，人们普遍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这种相对自由的空气使中国人在国门开放之时从几千年的蒙昧中惊醒过来，人们对西方文明和文化的热情如

    二、中国大众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特色............ 7-13
        1、产生原因和发展概况 .............7-10
        2、中国大众文化的中国特色 .......10-13
    三、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理论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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