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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还编印了一套“文学研究丛书”，收集不同国家、不同流派、不同体裁的外国作品。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一员，傅东华把这一时期的大部分译作都贡献给了《小说月报》和《文学研究丛书》。傅东华的译作中既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等文学理论著作，也有拜伦的《致某妇》、弥尔顿的《与夜莺》、荷马的《奥赛罗》、欧奈思特·陶孙的《参情梦和其他》、马修·刘易斯的《阿龙索与伊木真》等著名外国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傅东华在翻译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2]156。由于文学研究会的需要，1923—1924 年这段时期，傅东华主要从事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在这个过程中，他积累了大量的文学理论思想，对于其后来翻译名著《飘》获得巨大成功打下了重要的基础。1924 年，傅东华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译工作。1929—1933 年期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33 年至1935 年，他与郑振铎一起任《文学》（月刊）执行主编。1936 年，傅东华和茅盾、叶圣陶一起参与发起和组织了“文艺作家协会”。在抗日战争中，傅东华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也是该组织的报纸《救亡日报》的编辑之一。上海沦陷后，傅东华留在上海，编辑出版“孤岛闲书”[3]113。1942 年，赴福建建阳暨大任教途中，被日军所虏。1943年，傅东华脱离敌伪机关，隐居上海。期间，傅东华从未间断翻译工作。主要译作有从英文转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以及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等多种苏联作品；还有许多用英语写的作品，如美国作家辛克莱的《人生鉴》、英国作家弥尔顿的《失乐园》、美国作家德莱塞的《珍妮姑娘》、美国作家霍桑的《猩红文》以及选译的芬兰作家 J·哀和等的短篇小说集《化外人》等[4]89。傅东华翻译的文学作品中影响最大的美国作家马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也是这一时期的译作。建国后，傅东华从英译本转译了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和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并全面修订了《失乐园》，重译了《珍妮姑娘》。此时，他把大部分精力转向了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在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研究方面均有较高成就。1971 年 9 月 10 日，傅东华在上海病逝。

二、傅东华的翻译思想

尽管傅东华的一生翻译了将近 40 部作品，且不乏经典之作，但是与同时代其他许多翻译家一样，傅东华并没有创建系统性的翻译理论，也没有留下专门谈论翻译的文章。不过，从他所翻译的一些作品的序言中，后记中，以及一些散文中，可以发现一些他关于翻译的感受与思考。首先，傅东华主张翻译活动主要依靠的是译者个人对作品的感悟，依靠的是译者丰富的翻译经验。其次，傅东华主张翻译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翻译是不能够用精确来作为评价标准的。傅东华的这个观点，一直是翻译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在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上，数十年来争执不下。1934 年，傅东华曾写过一篇名为《翻译是一种艺术》的散文，在这篇散文中傅东华较为全面地表达了他的“翻译艺术观”。在他看来翻译文学作品不可机械地逐字翻译，而是要译意，译情，译出神韵。译者不仅要弄清楚字词的意蕴，还要领会上下文的语境。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他认为在仔细研究原文的语义和句法的基础上，为了使译文流畅自然，可以对原文作一些必要的省略或者增加。傅东华的“翻译是一门艺术”的观点得到了林语堂、傅雷、朱生豪等大翻译家的响应。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傅东华用《飘》这部作品，证明了他翻译思想的正确性。

三、美国名著《飘》的翻译

在傅东华所有的译作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当属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在这部作品的翻译出版前，有原著所改编拍摄成的电影《乱世佳人》便已经在上海地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的大光明电影院每日人潮涌动，可谓是盛况空前。傅东华在决定翻译这部作品前，也有过一番犹豫。一方面他无法准确把握好这部作品的翻译定位，究竟是朝着经典文学翻译的方向去翻译呢，还是走大众通俗路线。另一方面电影已经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观众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定向思维。因此小说翻译就存在一个接受的问题了。但是，最终傅东华还是决定翻译这部作品，因为他在深入阅读这部作品后，发现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的确有翻译的必要性。此后，在《飘》的译本序中，傅东华极为诚恳地对读者傅东华是近现代翻译史上著名的文学翻译家。《飘》这部享誉世界的名著，通过傅东华的翻译，已经成为在近现代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外国文学名著。傅东华文学翻译们说道“：直至书的内容涉猎过了，电影也领教过了，才觉得它虽不能和古代名家的杰作等量齐观，却也断不是那种低级趣味的时髦小说可比———它的风行不是没有理由的，它确实还值得一译。”同时，也希望读者能够理解他的翻译方法。他说“：关于这书的译法，我得向读者诸君请求一点自由权。因为译这样的书，与译 Classics 究竟两样，如果一定要字真句确地译，恐怕读起来反要沉闷。”因此，傅东华的译本在行文上优美流畅、轻松自然、涉笔成趣，成为了当时中国读者最为喜爱的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在翻译策略上，傅东华选择了归化法。从文化、语言以及叙事结构上都向中国古典名著靠拢。首先他将原著中的人名、地名、称呼等全部中国化。创造了一系列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译名。例如他将女主人公斯嘉丽·奥哈翻译成郝思嘉，将男主人公阿什利·威尔森翻译成卫希礼，将莱特·布特勒翻译成白瑞德。不仅使人物的形象更为生动，更加容易深入读者的内心。对于那些妨碍信息交流的异质文化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用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本民族文化形象去调动读者的联想。例如他把“女佣”翻译成“丫头”，将“阉奴”翻译成“太监”等。此外，西方社会中较为流行的一些意象以及历史文学典故，傅东华也想办法用中国谚语典故将它们代替，从而便于中国读者理解。例如，他将西方成语“大象上树”翻译成“雄鸡下蛋”，把“负鼠入袋”翻译成“瓮中之鳖”，把“再霸道的君主，也得入土为安”翻译成“这是罪孽的呢”[5]172。诸如此类颇为灵妙的翻译，在傅东华的译本中比比皆是。其次，傅东华在翻译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充分发挥中国传统语言的优势，将英文句式重写为地道的中文句式。凭借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傅东华将一系列英语名词短语和名词搭配的排比，译成四字短语的铺排陈列，其优美的文笔与协调的语音给中国读者以美的享受。不仅如此，傅东华还用中国古诗翻译英语诗歌。他所翻译的《联盟州纸币题词》，可以算得上是旧体诗中的精品了。最后，傅东华采用中国读者熟悉的通俗小说的叙事结构改写原著，删去了原著中大段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对于这种做法，尽管后来的学术界有所非议。但是从接受美学的理论来看，傅东华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可取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傅东华的译本《飘》达到了他预期的“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的目的。1940 年，《飘》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1942 年已经发行到四版，之后连年再版，到 1952 年十年时间连续再版九次。傅东华成就了《飘》的经典，《飘》同样也成就了傅东华。傅东华对于翻译艺术的执着追求与不断探索，为今日翻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于傅东华的翻译思想及其翻译作品，应当更为深入地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