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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东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征作具体详细的分析研究

论文编号:lw201109241420407049 所属栏目:农村经济论文 发布日期:2018年01月15日 论文作者:无忧论文网

对广东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征作具体详细的分析研究

 

[内容提要]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包含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经济各个方面转变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和转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对广东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征作具体详细的分析研究,并希望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关 键 词]经济转型 农村剩余劳动力 经济区域 次要部门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农村及农业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隐性失业”问题严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及其它非农产业转移成为一种必然现象。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Lewis-Ranis-Fei model)就对该问题做了具体的研究。事实上,经济因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大的动因。托达罗(M·P·Todaro)就以城乡之间的预期收入的差异来解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认为农民向城市流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注意现实又含有预期的理性行为。孟健军则通过对城市、镇、乡村三个层面的人口流动情况进行数量分析以后得出结论,也证实经济因素对乡村人口的流动影响最大。(孟健军,2003a)广东省作为经济强省,各方面的转型速度要快于全国大多数省市,所以研究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征问题可以得到一些相当有益的启示。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背景分析

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背景,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它包括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等方面。广东省在这一时期的背景特征为:

(一)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进一步加快。据有关资料,1990年,全国总人口为11·4亿,城镇人口为3·01亿,城市化率为26·4%,至2001年全国总人口为12·6亿,城镇人口为4·8亿,城市化率37·6%。而在广东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5·66%,比全国总体水平高出18·06个百分点。如果按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am)概括的生长理论曲线(Logistic Curve)http://www.51lunwen.org/ncjj/的结论,广东省城市化过程已经进入中期阶段,即加速发展阶段。

(二)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在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转变最明显的特征便是第一产业总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1978年、1990年、2001年,广东省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9·8%、24·7%、9·4%,仅在1990~2001的十年间,其比重就下降了15·3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广东毗邻香港,其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外资成为全省经济转型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在“前店后厂”经济模式的推动之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产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向。

(三)经济区域空间的形成

转型时期,由于大中城市的聚集力和扩散力,行政区域的概念弱化,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区域概念得到强化,经济资源的配置从农村型的配置走向城市型的配置。(孟健军,2003b)在广东省境内,按照经济因素的划分,我们也可以划分成珠江三角洲区域(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惠州、东莞、中山、肇庆九市)、珠三角东西两翼(东翼包括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四市;西翼包括湛江、茂名、阳江三市)以及山区(包括韶关、梅州、河源、清远、云浮五市)。由于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实力、市场化程度不同,其聚集和扩散的能力就不相同,于是,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也会发生变化。这一时期,资本、劳动力等资源将集中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配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东西两翼地区和山区的近6倍和7倍,而实际利用外资情况则分别为后两者的16倍和12倍。这证明全社会资本倾向于向珠三角地区配置。见表1。

(四)人口结构的转变,流动人口增加

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变是这一时期人口结构转变的最大特征。从表2数据可知,在1978年以前,非农人口的比重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而1978年以后非农人口逐渐增加,尤其是1990年以后的十年间非农人口的比重上升了7·95个百分点。另外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人口流动速度加快,总人口中流动人口增加。“五普”数据表明,广东省的常住人口为8522·5万人,户籍人口为7498·54。而流动人口已达到2530·4万人,其中省外流动人口1506·49万人,省内流动人口为1023·94万人。

 

二、转型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根据表3可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力正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且转向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呈下降趋势,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则呈上升趋势。从图1的趋势图中可以看出,自1985年开始这一特征便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这一特征的形成也是与整个城市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转变紧密联系的,尤其是服务业和商业、饮食业的迅速发展。1995年,向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向服务业和商业饮食业就占到了30·5%,到2001年,这一比重也依然保持在26·4%。

(二)农村劳动力大部分转向城市从表3可以看到,从1995年到2001年,省内农村转移劳动力中转向城市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1·6%的平均水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学者认为主要有四个动因:(1)工农业生产效率的差距(我国为8位)以及城市和农村的价格差距(我国为4倍);(2)城市与农村生活条件的差距;(3)寻找商机;(4)部分乡镇企业向大城市转移。(仇保兴,2003)实际上,归根结底,经济因素是最大动因。

(三)本省的农村劳动力倾向于在省内流动从1995年至2001年的情况可以看出,在本省内转移的劳动力的比重从未低于过95%。这是因为广东省本身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珠三角经济区域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量和吸引力。一方面,本省的就业机会多于外省;另一方面跨省迁移对劳动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流动成本,这样就导致了本省农村劳动力倾向于在省内流动。

(四)农村劳动力倾向于向珠三角地区流动如前所述在广东省转型过程中,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广东,甚至可以说成为了华南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区域。根据表1,珠三角地区的人均GDP分别是东西两翼及山区的四倍和五倍,巨大的差异导致了劳动力的外出流动。由于该地区强大的聚集作用,大量的省内省外劳动力向该地区聚集,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占全省面积近30%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流动人口、省外流动人口、省内流动人口分别占到全省的85·77%、94·09%、73·53%,而在广大的非珠江三角洲地区流动人口的规模都很小。(谌新民、吴森富,2003)

(五)农村劳动力多数向次要部门转移根据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的观点,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劳动力市场总是被划分为两个难以沟通的部门:主要部门和次要部门。主要部门的工作,工资相对较高,就业稳定,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多;次要部门的工作,工资低,就业不稳定,前途不佳,工作条件差。(赵履宽等,1997)农村劳动力中除去通过升学的途径脱离农业的人口以外,其他劳动力的总体素质较低,再加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制约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向主要部门的机会很小,成本却很大。

(六)向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男女比例趋向于持平

从上图可以清晰地看到,转移出的男劳动力比重基本呈逐渐下降,而女劳动力则呈上升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与产业类型有关。农村劳动力一般流向劳动密集型工业,而这些工业多为服装、玩具、手袋、电子装配等产业,比较适合女性就业。就以东莞为例,有的加工区女性比例高达70%~80%。

(七)转出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低

从上表数据可知,每年转移的劳动力文化素质在中专以上水平的占总转移劳动力的平均比例为4·74%,而2001年转出劳动力中没有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的比例竟高达92%。之所以农村劳动力一般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并且从非正规部门转向正规部门就业的机会很小,文化专业技术素质不高是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三、小结

在经济转型时期,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向城镇地区和非农产业,已经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政府在规范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也应该针对其特征,采取有效的促进措施。首先应该打破制度上的“路径依赖”,消除障碍,创造既可离土又可离乡的制度环境(孟凡友,2003),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真正的转移。其次,加强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开发。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严重不足,这是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严重的自身障碍。再次,加强中小城镇的建设,并在各个经济区域形成具有特色的“企业集群”,吸引本地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以减轻大城市的压力,防止“隐性超城市化”和“城市病”的恶化。此外,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新型农业也应成为吸收传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参考资料:

[1]孟健军(a):中国的人口移动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从地区间人口流动来看经济资源配置,《国情研究》,2003年第11期。

[2]孟健军(b):“经济行政地区”中国改革的一个新框架———经济资源从农村型配置走向城市型配置,《国情研究》,2003年第12期。

[3]仇保兴:我国城镇化的特征、动力与规划调控,《城市发展研究》10卷2003年第1期。

[4]谌新民,吴森富:流动人口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1期。

[5]赵履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