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论文摘要]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和维持文化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来解读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指出正是文化因素才使美以特殊关系能够长久维持。　　一、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　　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反复错综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阶段：冷淡期、过渡期、定型期和成熟期。　　（一）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冷淡期　　以色列宣布建国后11分钟美国就承认以色列，但杜鲁门的决定更多是出于人道主义，对以的承认在杜鲁门政权内部也存在分歧，如美国民众对犹太人在二战中遭受纳粹迫害的同情和负疚，杜鲁门本人的宗教信仰和感情等个人因素在其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杜鲁门的决定违背了石油大亨的利益，所以在整个杜鲁门时期美以关系仅限于非民间交流。　　（二）肯尼迪赫约翰逊时期：过渡期　　尽管不断遭到冷遇，以色列还是作出了紧紧依靠美国的外交战略决策。在肯尼迪入住白宫后，由于美国对中东事务介入日益增多和苏联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以色列战略价值开始凸现，美以关系不断升温，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要求反应积极，肯尼迪主动提出了为以色列的安全提供保证。约翰逊政府基本上延续肯尼迪时代对以政策，并使美以关系进一步紧密。正是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以特殊关系开始成型，当时这种关系还完全没有实现机制化。　　（三）尼克松时期：定型期　　尼克松时期使美以关系出现飞跃的时期，虽然1969年的罗杰斯计划一度使美以关系出现危机，但在1970年的约旦危机中，由于以色列应美国要求，陈兵约以边界，消除了当时叙利亚对约旦的威胁，解除了美国的燃眉之急，这次危机使美国极大提高了对以色列的信任度，美以合作也趋向于机制化。　　（四）里根时期：成熟期　　里根上台初期，美以关系出现了波折，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对以色列采取的一系列单方面举动极为不满，如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吞并戈兰高地的方案，而美国向沙特出售先进战斗机也使以色列感到愤怒。但美以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70年代末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叙利亚在黎巴嫩战争后撤军问题上的对抗态度，里根政府又开始向以色列走近，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走向了机制化，并对中东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美以特殊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分析　　美以特殊关系之中还存在着更重要的因素文化因素，正是文化价值理念的认同在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宗教文化因素　　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对世俗以色列的支持是上帝赋予他们的责任,把美国对待以色列的问题看成是一个神圣的宗教道德问题,这种社会性的宗教感情对美国制定中东政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在承认以色列国的问题上，当时以色列的首席拉比赫列维·赫尔佐格对杜鲁门说，“上帝将你放入你母亲的腹中，借你之手使得以色列在两千年后得以重生。”据杜鲁门的一个亲密助手后来披露，杜鲁门当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所以尽管在内部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杜鲁门还是毅然作出了承认以色列的决定。　　（二）美国人对犹太人“特选子民”观的认同　　犹太教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犹太教既有宗教性、又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在犹太教中，一个最基本的信条就是“特选子民”观，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从万民之中挑选出来的特等选民。无独有尔的是美国人也具有一种强烈的天赋使命感，美国人的这种“天定命运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人的“天定命运论”使得他们在看待犹太人的“特选子民”观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比如美国著名作家麦尔维尔说的一句话最清楚不过的体现了这种认同感：“我们美国人的是特选的民族——犹如当代的以色列人。”[1] 　　（三）美国人对犹太人拓荒精神的强烈认同感　　美国人及其崇尚拓荒精神。而在19世纪末，犹太人在不堪忍受反犹主义的迫害下纷纷逃离寄居国，很大一部分人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来到巴勒斯坦，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富裕的国家，截至2005年底，根据维基中文百科的数据，人口仅600万的以色列国创造了1234亿美元的GDP，人均GDP达到17807美元，[2]所以，美国人在西进运动中体现的勇于挑战和一往无前的拓荒精神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开拓精神是相通的，双方在互相看待对方的历史时，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认同感。　　（四）美国对以色列政治制度及理念的认同　　政治制度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对一国的外交政策及国家间的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大多来自西方，接受过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长期熏陶，所以美国一直以来就将以色列看作西方民主阵营中的一员。克林顿则在致内塔尼亚湖的信中写道：“我们之间的关系由于我们忠实于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宗教遗产和共同的民主政治而从未改变，这一切使美以关系成为一种特殊的，在某些场合可说使美妙的关系。”[3]显然，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及理念得到了美国的认同，成为构筑美以特殊关系的核心要素之一。　　　　三、从美以特殊关系看文化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虽然对于“文化”概念的界定学术界有很多的争论，难以解释就是在于“文化”内隐结构非常宽泛和含糊，[4]而“文化”最容易理解则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特点，每一种文化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都具有自身鲜明的价值理念，而这种价值运用到国家的外交政策上来，则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国家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必然有意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 正如在上文中提到的例子，美国在承认以色列的问题上，杜鲁门的宗教信仰对其本人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具体到美以关系上来看，虽然战略利益始终是构成两国特殊关系的重要基础，但双方之间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是这种关系得以长期维持的必要条件，只要翻开美国的对外关系史，不难发现，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很多时候并不与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相一致，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比如，同以色列保持特殊关系不利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牟取石油利益，再如，从冷战中遏制苏联向中东扩张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也不利于其拉拢中东多数伊斯兰国家来抵御苏联势力的渗透，以色列建国50多年来，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状况和战略环境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以色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与价值也发生了不少变换，但环境的变化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并没有改变美以特殊关系的基本格局，这政治因为文化因素的作用，反过来看美国与伊朗的关系，美国与伊朗也一度有过密切的关系，但后来经历了剧烈的变化，虽然国际形势和美国战略利益的变化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缺乏宗教和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注释　　[1]转引自李伟建著，《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2]参见维基中文百科网站：https://zh.wikipedia.org/ 　　[3] USPresidents On Israel, https://www.us-israel.org/jsource/US-Israel/presquote.html 　　[4]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地位》，载《国际论坛》，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