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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民主（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意指1912年－1926年，日本大正年间所推行，符合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与政策。在第一次大正政变后这期间，日本内阁多为政党政治的互动，内政上以民意所趋为主，外交则采取对中国内政不干涉、日苏友好等策略。
另外，在殖民地经营方面，则更尊重民族自决意旨，多为政策开明。台湾总督改由文官出任。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台湾工友总联盟等各种政治、社会运动勃兴。
1912年，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在《宪法讲话》中发表天皇机关说，认为天皇只是国家行使统治权的机关，而主权应属于国民全体。1916年，同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提倡民本主义，从此普选运动逐渐变得活跃。

1918年俄国内战爆发，寺内正毅内阁以拯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为借口出兵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出兵），由于需要军粮，政府买尽了市场上的米，造成米价暴涨。在富山县发生的小骚动很快扩散至全国，演变为大规模暴动（是为米騒动），寺内内阁为事件负责而在9月21日总辞。原敬接任，成为日本首位没有持有爵位的首相，也正式打破了内阁制实施以来的藩阀政治。

1923年12月27日发生虎之门事件，第2次山本权兵卫内阁总辞以示负责。枢密院议长清浦奎吾接任首相，但由于阁员皆由贵族院议员出任，导致护宪派不满，发起第二次护宪运动。结果由立宪政友会、宪政会、革新倶乐部等护宪三派组成加藤高明内阁。加藤任内制定《普通选举法》，实现普通选举。从加藤开始的6代内阁皆为众议院多数党交替组成的政党内阁，由政友会及民政党两大政党轮替执政，“宪政之常道”自此确立。

宪政之常道是大正后期到昭和初期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下政党政治的惯例，先由元老向天皇推荐总理人选，再由天皇任命众议院的多数党党魁组阁，当原执政党倒阁时，再任命最大在野党党魁组阁，由大党轮流执政。
西园寺公望与其他萨长元勋相差一个世代，大正天皇即位时才被列入元老，因此当1924年松方正义死后，西园寺便成为唯一的元老，从那以后内阁总理大臣的奏荐便由西园寺与内大臣协议进行。西园寺早年留学法国，受教于法律学教授埃米尔•阿科拉（Emile Acollas）。由于他在欧洲的经历，西园寺是他那个世代重要的自由派政治人物，他也是最早主张由众议院多数党组阁的日本政治家之一，在西园寺成为唯一的元老后，则秉持这个原则向天皇推荐首相。由于大正天皇病重、在摄政裕仁亲王年幼与尊重元老意见的情况下，元老提名的首相人选几乎笃定成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没有君主集权的干预下，这个时期反而成为政党政治活跃的黄金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市场逐渐恢复，造成大量战争期间生产的产品滞销，大战期的经济泡沫破裂；1919年日本经济由出超转为入超，1920年股市也暴跌，加上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造成战后恐慌。1927年，累积多年的不良债权问题终于爆发，日本多家银行濒临破产或倒闭，景气急速恶化 (昭和金融恐慌)。
议会内阁制在明治宪法的规定下基础并不稳固。海军、陆军以及枢密院、官僚等势力在政党内阁内依然有很大的政治力量，并经常介入政党内阁的运作。随着政党对立的激化，在野党经常与陆海军、枢密院、官僚等非政党势力联手攻击执政党。普通选举的实现使得有选举权者大幅增加，伴随着政治献金的巨额化，结果导致政治腐败问题的出现。
进入1930年代，由于政党间的对立、少壮派军人在中国大暴走、经济大萧条、军部对于裁军的不满等一连串内忧外患，使得军部、官僚、右翼等保守势力对于政党政治的不满高涨。1932年5月15日，首相犬养毅遭到海军青年军官暗杀（五一五事件）。在犬养首相被暗杀后，西园寺原先考虑推荐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继续政党政治，然而由于舆论对凶手的同情、陆军抵制政党内阁等因素，经多方妥协的结果，西园寺最后推荐留美的条约派前海军大将斋藤实，于是天皇在5月26日任命斋藤实组阁，（战前）政党内阁时期到此结束。
此外由于暗杀事件频繁 （1931年三月事件、十月事件、1932年2月血盟团事件）以及原敬（1921年殁）、滨口雄幸（1930年遇刺，翌年殁）、犬养毅等平民政治家相继遇刺身亡，战前政党政治也人材耗损严重、后继没有强势政治人物的领导，无力对抗军部与法西斯更进一步的壮大。
1936年皇道派少壮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清君侧”，首相冈田启介遇袭、内大臣斋藤实、大蔵大臣高桥是清等人被杀、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重伤（二二六事件）。在二二六事件平定后，86岁的西园寺出来平息政局，然而在军部的抵制下难以组阁，在奏荐宇垣一成失败后逐渐淡出政坛，原先期望同为贵族出身的近卫文磨能够继续议会政治，但没想到近卫是一位军国主义者，上任不久便派兵侵华。1940年近卫成立大政翼赞会，解散所有政党，实行一党专政，议会政治到二战结束终究没有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