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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词语的输入对我国文化带来的影响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而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词汇最具活跃性，反映社会文化变迁的思维首先是通过词汇的变化来体现的，这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构造形式的变化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传统观念的转变。日本思想史学家子安宣邦在《汉字论》中指出“汉字对于日语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避的外来者”［１］。而近代中国特别是清末民初，伴随西学东渐，大批反映西学内容、裹着西学思想的新词语在留日学生著述译书的宣传下，取道日本涌入国人耳目。此次日语词汇输入和流行的高潮，不仅丰富了汉语系统，同时也为接受近代科学技术带来了便利。而自中日邦交正常化及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两国各领域人员往来的逐渐增多，两种语言的接触也日渐频繁，汉语中的日语新词再度层出不穷，从数量和规模上已初步形成了日语词汇进入汉语的第二次高潮。

一、清末民初日语词汇涌入汉语         
（一）留日潮兴起:以“寻真理、救国民”为目的的第一次留日浪潮兴起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被“东瀛小邦”击败，举国哗然。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个中缘由，正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成功地接受了西学，才使得曾经“以华为师”的“蕞尔小国”击败了“堂堂大清王朝”。于是，“以敌为师”而赴日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富强的经验并吸收经日本引进和消化了的西方现代文明，成了中国爱国有志青年的向往之路。２０世纪初清政府实施清末新政，为吸取新政经验，培养新政人才，大力倡导赴日留学。张之洞所著《劝学篇》就被学者实藤惠秀称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２］清政府承诺给予优秀的留日毕业生以重要官职，并颁发《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给青年学子提供了一条不经过科举考试就获得功名的重要出路与进阶捷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获胜进一步印证了日本的富国强兵。１９０５年，传统进入仕途之路———科举制度被废除，更加吸引了一大批渴望进入仕途的青年留学日本。日本朝野亦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文武大员先后游说清政府，并许诺由日本政府提供部分留学生的全部费用。日本国内也有各界人士从事与留学生相关的工作。①以上种种因素，使得国人蜂拥前往、竞相东渡，促成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的留日热潮。
（二）日译新词进入汉语系统:
留日期间，学生们著述译书、出版报刊杂志，将在日所学的新思想、新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华大地传播。代写留学生论文②日本政府在倡导“求知识于世界”“文明开化”的过程中，系统地译介了西方各学科的代表著作。译介过程中，除了用片假名直接音译西洋外来语之外，更多地则是通过从中国习得的汉字用意译法大量独创性地翻译科学技术、文艺思想等对应西学概念的名词术语。③经长期的筛选、使用，这些词汇已经定型并在日译西方著作和日本人撰写的论著中稳固地占据了重要位置，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日语词汇，几乎更新了整个日文系统。而恰在此际，渴求西学的中国留学生纷至东瀛，那些汉字占多数的日译西书以及日本人撰写的西学论著，就成为刚刚跨出国门尚不谙日文的中国学子学习西学最便捷的文本，而活跃于这些文本中的日语新名词，实为西学概念的汉字表达，很快就被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留日学生和文学之士所接受。他们积极吸收经日人消化和习得的西洋文明，使之适合中国国情后向国内大量宣传。日语新名词随着译书传播到了华夏大地，而中国也几乎全盘吸收了日译法律、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西方术语。④
（三）国人译语与日人译语的抗衡:
晚清民初，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亦大量翻译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名词。可是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本土的翻译词汇和日译词汇相比之后，相同的翻译术语大都是本土词汇“完败”。⑤鸦片战争后，作为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曾冥思苦想自创译名，翻译过著名的《天演论》《原富》等西方名作，但除了“物竞、天择、逻辑”等为数不多的名词被学术界至今沿用外，其他绝大多数译名均未竞争过从日本转译的新术语。而与严复自创译名不同，当时以章士钊为代表的文人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亦是很有影响的。事实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但后来还是被日译词“民主”和“科学”取代。①王国维当时主张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他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强调了新词语输入的必要性，并阐述了借用日本译语的可行性和便利之处。“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中国之文学界。……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这篇文章同时对严复着力追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但也指出日本人的译语未必尽皆准确，这或许是翻译本身固有的局限。他还比较了中日两国翻译西文术语方式的不同：日本人多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去译西文本语，中国人则习惯用单字。用单字译西学概念正是严复的习惯，如“玄学、理学、计学、群学”都属此类。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留学论文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３］这些已基本说明了为何日人译语在中国“完胜”而严复译语则被淘汰殆尽的原因。②许多表现新事物、新思想的新名词被留日学生在著述中毫无困难地全盘照搬并加以引用，是因为其构词法往往利用中国成语、古语的字汇，然而又赋予其原来所没有的新意义。例如‘文学’一词，就是借用中国成语‘文章博学’的字汇而成，但含义已有所不同。如若汉语中没有合适的成语用来借鉴时，日本人便组合不同的汉字来创造新词，如“哲学”一词，该词取代了汉译“玄学”“形而上学”等名词而成为通用术语。学者施正宇也非常赞同日本词汇更契合中国母语特点的观点，“像英语‘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和‘Ｓｃｉｅｎｃｅ’传入中国时，被翻译成‘德先生’和‘赛先生’，可是后来还是被日本词‘民主’和‘科学’取代”。［４］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香港学者谭汝谦、林启彦统计，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共有８４４个。［２］３３７（四）输入日语词汇的作用：日译新词与中文词汇相融合使原本为单音词的汉语变成了复音词的语言，使复杂的理论和情感更易于表达，这促进了中国文章体裁的发展。语言学家王力指出“词由单音变为复音，对于造句法也有影响。”［５］
梁启超当时就喜欢用这种日本化的文体，其令人耳目一新，被称为“启超体”“新文体”，对２０世纪初的中国文坛和青年读者影响很大，他说“盖吾国之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对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若继续使用古文文法组织则“足以阻科学之进步”。［６］实藤惠秀指出：“通过日本书籍适宜吸收近代文化的近代汉语产生了。充分使用这些近代中国语，必将有利于中国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２］３３７雷颐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黄金十年”》一文中写道，“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的，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７］由于日译新词通俗易懂，且已在日本考验通行多年，加上留日学生原封不动地照译无误，故日译新词在中国大行其道，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反常现象：自古以来一直是汉字文化输出宗主国的中国却从汲华夏古代文明的岛国日本输入汉字词语文化。汉字文化的大规模倒灌便形成了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哺，这对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而言，克服独尊的传统文化心理是一次痛苦的精神裂变。

二、改革开放后日语词汇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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