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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researching the thinking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modes of thinking of the English peopl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ir mutual influences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inking, and especially analyses and contrasts the major differenc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sentence-rate semantic structures in light of endowing senses with forms. Beside, the paper proposes and summarizes some techniques for the purpose of negotiating with the colleagues and contributing a littl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lation subject.
Key Words: hypotaxis; parataxis; nexus; source language; target language
摘　要: 本文阐述了翻译学之研究思维问题的必要性,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入手探讨了英汉民族思维的差异及其对各自语言的影响,特别分析比较了英汉句级语义结构在赋形表意方面的主要相异点,英语论文范文提出和总结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相应的“变通”手段,旨在抛砖引玉,与同仁探讨,努力为翻译学科建设尽点微薄之力。
关键词: 形合; 意合; 结集; 原语; 译入语
一、导论
刘密庆先生说“翻译的实质,就是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当代翻译理论》,1999)。[1]从具体的翻译行为来看,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译者依据原文充分发挥个人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过程,是译者学养或造诣的一种综合表现,它同时也反映了译者对原语(source language)和译入语(target language)的感悟力和审美经验。
语际间实现转换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人类思维机制的同一性。人类不论操何种语言都具有本质上相同的感觉经验和认知经验;本质上相同的思维过程以及本质上相同的逻辑形式。这是人类可以利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际的最基本的共性,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共性,任何形式的语际转换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语际转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维过程。人类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及语言群体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以及地域等自然条件的差异,这种种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心理及意志过程,表现为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及思维风格,并反映在各自的语言中[1](P65—66)。
因此,进行英汉句级表意赋形对比和英汉民族思维异同的对比,可以使我们对英汉民族思维的异同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也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英汉翻译中的思维和对策十分有益,同时,这也是整个译学研究的需要。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1999)中也论述了研究思维问题的必要性[1]:“翻译学之研究思维问题,既是为了提高翻译理论水平及科学性的需要,又是提高翻译者智能和素质的需要,因为翻译是一项高智能的思维科学形式和艺术再创造活动。”吕淑湘先生也谈到进行英汉比较的必要:“对于中国学生最有用的帮助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别。”在此,本文作者试图从分析英汉民族的思维差别入手,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句级语义结构在赋形表意上的差异,提出一点行之有效的“变通”手法,目的是使译文实现最大限度的意义对应转换,并且符合目的语的“习惯表达法”和“思维定势”。
二、英汉民族思维的差异及其对语言的影响
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通常打上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烙印,而且折射了使用某一种语言的民族群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语言心理倾向,而直接或间接促成这倾向的民族文化因素(ethnological factors)首推哲学、伦理学和美学[2](毛荣贵,2001:19)
翻开中国哲学史,老子开宗明义提出“人是万物的主体”。《老子》(上)篇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之大,而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西方,哲学通常和逻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而在中国,哲学却是和处世之道,治学之道交融在一起。因此,中国哲学历来抹上了“人是万物的主体”和“天人合一”的色彩。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日复一日地受其影响,汉民族语言心理的主体意识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年复一年地得以积淀。动笔也好,动口也好,总是以自己为主体。这种主体思维方式强调主观感受和意念抒发,将理性、功能和交流目的融于直觉。
从汉语语言心理过程来分析主体从本体的直观(体会、感受、观察)出发对客体的陈述,看似逻辑悖理(paradox),但这正是汉语的特定素质。它注重以主体为本的意念观照,不执著于形式程式。因此汉语“流散而又疏放”,形式机制很弱,主谓宾没有形式标定,主谓间关系松散,宾语无定格、无定位,主语的超句(beyond-sentence)承接功能很强。所以,从这点讲,汉语是一种更经济、更注重意会、更具含蓄朦胧美,也更能营造或渲染意境的语言。杨振宁教授说过:“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是向准确而具体的方向走。”他又说:“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2](毛荣贵,2001:20)
从功能语义的角度来考察英语的复合句,其构成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半独立语法(nexus)的合成。换言之,两个或两个半独立语法通过关联词语(connective)的榫结构成复合句,用以表达复杂的思想。一个半独立语法或一个非独立语法在表意方面实际上体现了一层意思或一个概念。独立语法或半独立语法还可按表意的需要携带非独立语法。在英语的复合句中,主句套接从句,从句又可以套接从句,环环相扣,互为呼应,“遥接前文,足意成句。”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指出“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1984:53)。[3]“西洋语的结构好像连环,虽则环与环都联络起来,毕竟有联络的痕迹;中国语的结构好像无缝天衣,只是一块一块的硬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的;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的。惟其是硬的,所以西洋语法有许多呆板的要求,如每一个clause里必须有一个主语;惟其是软的,所以中国语以达意为主,如初系的目的可兼次系的主语,又如相关的两次事可以凑在一起,不用任何的connective word。”[3](1984:141)
三、英汉句级语义结构“赋形表意”的相异点
人类语言分为不同类型[1](P63)。从历史上说,英语属屈折语,但处于现代“退化期”。因此,英语仍然保留内部屈折与外部屈折加辅助词的特色,词的形态变化被用于标志语法范畴、表达语法意义,并集中表现在动词的形态变化上,形成以动词形态变化为主轴的句法结构模式,意义紧紧与句法形态结合。汉语从历史上说属孤立型,它的词以词根形式出现,缺乏能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变化体系。汉语是以词汇的手段表示概念意义及语法意义,后者包括名词的数及动词的时态、语态、语气等等。
作为一种典型的“综合——分析型”语言,英语兼有粘着、融合、多元合成之长,句法上虽然严谨、绵密、琐细,有时甚至显得冗长(尤其在议论文字当中),却也能做到机动灵活,调配自如,衔接自然,这得益于英语非谓语动词短语、名词性短语、形容词性短语、介词短语和各类从句的表意功能。以上各种成分都能随人所愿,与句子的主干榫合,用来准确、生动、鲜明地表达思想,此其一。其二,与汉语相比,英语连词(又称结构词)的数量及其使用频率均超过汉语,有助于半独立语结、非独立语结的榫合,以构成一个可表达多层意思的完整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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