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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普及高等教育造就了中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由此产生的中产阶级是非常有教养的，没有那些富而不贵的现象和毛病。三，当前瑞典和德国的中产阶级现在也面临一些问题 1，能人反映税负太重据瑞典中间党派人士介绍，瑞典很有可能减免财产税，礼品税和继承税，以便鼓励富有居民将存在国外的资金调回瑞典银行。瑞典首相佩尔松表示，政府会在2004年4月春天的预算中考虑是否废除这些税收。报告显示目前滞留在国外的流动资金大约有5000亿瑞典克朗，合560亿欧元，占瑞典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避税。目前德国经济不景气，社会问题百出，朝野上下怨声载道。随便翻开一份德国报纸，对各类危机的报道充斥其间，除了失业问题、国家债台高筑问题之外，还有教育水平问题、企业破产问题，以及公务员工资待遇问题等等。不少德国人又重新动起移民美加的旧念。 2，奢侈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进一步降低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与挑战，瑞典和德国既要保存已有的基本福利保障，维护劳工的利益，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又要满足资本的要求，防止资本外逃，保持生产的增长和国内就业的增长。这种”两难”的处境迫使政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他们深感自己的高税收、高政府开支的福利国家制度破坏自由、影响生产和社会效率，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他们在政策制定上也不得不偏向自由主义并日益重视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施罗德目前准备推行的社会保障福利改革被视为10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改革。当局已经批准了几项改革措施，包括减少建房补贴、提高对领取养老金者的要求和向医生增收商业税等。在这场改革中，德国中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但社会福利享受者（低收入者）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实际上，他们的某些福利反而增加了。在德国，如果承担养家责任者每月的纯收入低于300欧元，这个家庭就可以申请福利救济。这个数字也根据家庭的规模等因素而变化，对单身母亲和残疾者设置的门槛要低一点。如果救济申请得到批准，申请者还得证明自己已经用光积蓄并且卖掉了比较值钱的物品（比如汽车），然后，政府就会负责你的全部房租、部分电话费以及大部分交通费。目前德国人的救济品仍然包括：所租房子的重新装修费；新游泳裤；慢跑服；避孕套；结婚戒指；每年一件新胸罩；熨斗；橡胶鞋；避孕药；洗衣机；新手表；凉鞋；电视机；足球鞋；睡衣；组织孩子生日聚会的费用；有音乐天才的孩子使用的乐器；拖鞋，……甚至还有“伟哥”。即使从这些救济品来看，德国的穷人仍然可以过着浪漫的生活。中产阶级的”奢侈”生活就可想而知。 3，缓解高失业对中产阶级的冲击德国中产阶级越来越受到失业队伍扩大的负面冲击。一些政治评论家认为：相信政治家可以解决失业问题，不如相信他们会祭天求雨。”有病乱投医”，尽管如此，人们现在还是把缓解失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总理施罗德2002年年初召集的一个“哈茨委员会”提出的《哈茨方案》上。这一方案的核心任务是回答如何把联邦劳工署改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服务性机构。该方案指出，联邦劳工署的战略任务是使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政策在各个地区实现有效的结合。劳工署的首要目标是尽快和持续性地使劳动者重新找到工作并预防失业。当前的三项核心任务是协助劳动者寻找工作、为此提供支持、为失业者的生活提供保障。《哈茨方案》是在从原则上承认无法改变目前“劳工贵”、“劳工质量低”现实的前提下，通过改善联邦劳工署的内部运作和组织结构，克服“雇工难”的一种努力。《哈茨方案》的主要内容从2003年1月起得到正式实施。究竟这一方案是否能象最乐观的鼓吹者所描述的那样降低失业人数200万之多，目前朝野各界仍多持怀疑态度。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哈茨委员会强烈号召“全国的专业人士”──职业政治家、劳工署成员、企业家、工会干部、企业协会干部、科学工作者、教师、神职人员、记者、艺术工作者、社会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协会和失业者自助组织──联合行动起来，共同为克服失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而挽救德国中产阶级规模开始缩小的颓势。四，给我们的启示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蓝图的提出让理论界耳目一新。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由此，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很有必要。特别是通过对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研，我们对中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1，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内的相对水平，不是国际的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国内一部分社会精英群体在这个认识上有明显的误解。有人一提中国中等收入水准，就照抄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也有人认为应该使用世界银行使用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这些都是时空错乱的结果。中等收入是一个结构性指标，这是出发点，描述中等收入可以使用对应的绝对指标，但是一定要符合国情。 2，基尼系数一日不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一日难提高。与此同时，中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人口占61％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是难以想象的。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如果考虑腐败等非法收入，有人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51。），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都是这个结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据世界2000/2001发展报告资料稿，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高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瑞典（0.25）德国（0.3）、美国（0.361）。瑞典实行的是“力图以平等和公正的分配把经济增长与私人所有制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的福利国家的典型，其“五分法”的不良指数仅为4.5左右，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种模式是建立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为目标，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中国必须在缩小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数学分析上两者是严格对等的。到2020年，如果中等收入比重要达到50％以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至少要求降到36％，农村至少要降到44％，城镇至少要降到31％。发达国家中产阶级都是在资本主义中后期的产物，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水平都相当高，农村人口都在8％以下。中国目前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国家，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城市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还有一定困难，农村如何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更是一个大问题。 3，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不是看消费水平，也主要不是看财产的多少，而是看可持续的收入能力。比如德国的中产阶级其贷款规模可以是其收入2.5倍，许多财产不拥有完全产权，只拥有有限的不完整产权，这样和拥有完全产权的财产就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尽管消费信贷是建立在一定信用的基础上的，但是由于消费信贷有放宽的比例，而且国外允许个人破产，所以在消费和财产的分析比较时需要慎重。当然，也不可否认前不久根据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关于“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的精神，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将形成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的法制环境。 4，虽然中等收入群体结果表现为收入水平，但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在于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国外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基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企业内部，通过管理的垄断、技术的垄断、技能的垄断和知识的垄断，向传统资本垄断者索取超额的剩余价值的长期过程。俗语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中产阶级的真正力量所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