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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人得救主要就是他的 “业” ，今生受的苦即是前世造的孽；而今生的行善积德，则为将来进入涅　世界打下了基础。在泰国，每个人都要到寺院去出家为僧一段时间，出家为僧是泰国人行善积德的一种方式。佛教对“业”的倡导使得人们注重的是现世和将来，而对于过去则很少在意。佛教强调“人生皆苦，苦因无知” ，摆脱无知的方法就是求知于佛陀。因而佛对芸芸众生是不存在歧视的，只要你肯向善、肯求知于佛陀，那么你就会得救。佛教思想的业（Kamma）整个地影响了泰国人的世界观，并注入了两股有些自相矛盾的思想。根据佛教的轮回说，一方面，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前世的业，但另一方面，人们在很多方面又可以掌握他们自身的命运，因为一个人今生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的业。……因而在泰国，行善积德被认为是明智的，而行恶则被认为是愚蠢的。[6]
    这种业报轮回说倡导人们去行善积德，而又对现状的困苦归因于个人前世的孽和不信佛，因而把大众的视线从政府的过失上移开，并加强对个人的内审和行德，形成了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正是这种宗教影响，使人们有了一种精神上的依归和安慰，人们把所有的磨难和不幸视为当然，只有今生的积极向善，将来才有获救的可能，因而佛教也就成为解救他们苦难的唯一希望。依据佛教的学说，那些处高位者之所以能处高位，是由于其前生的 “业力”修来的，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恭顺地对待有权位的人。正是这种消极的宗教观，使人们形成了对王权的敬畏和对权威的顺从，造就了人们对政治态度的冷漠和消极，加上权威主义的存在，使人们更易于听从那些具有更高的“业”的人来使唤，形成惯于服从上级和不敢反抗特权的习惯。这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却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佛教思想的“业” ，导致了广大民众政治参与意识极低，加上传统上形成的对权威的认可，使人们在政治参与态度上，表现出顺从和逃避的倾向。长期封建体制的压制和权威观念的熏陶使普通百姓的政治逃避成为惯性选择。[7]
    由于对威权的敬畏和对政治的逃避，以及佛教的业报轮回说，使得人们不问有权的人权力是怎么得来的，只要他有权，他就是合法的理应受到尊敬。这也就是泰国军事政变屡屡发生，而人们又甘于忍受政治独裁，并且每次成功的政变者都宣布其政变是合法的原因之一了。由于佛教和平主义的影响，他们反对冲突、流血，强调温良恭谦让，与人为善，避免为难他人和损害其尊严。这些妨碍了对政府的批评。凡此种种，都或多或少地延缓了泰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8]
      三、政治文化与泰国的政治发展 1932 年政变是泰国划时代的事件，这次政变改变了泰国的绝对君主专制，确立了君主虚位的君主立宪制。从此泰国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漫漫长路。然而 1932 年以来，泰国历届政府特别是文官政府极不稳定，军人政变或文人政变频频发生并导致了军人的长期执政。这里固然有泰国民主制度不成熟的原因，当然也有其文化阻碍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下面本文就政治文化对泰国政治的影响与泰国政治发展做进一步的分析。
      1、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正如本文第二节所分析的那样，政治文化传统与宗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泰国是根深蒂固的，它影响着泰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本文在这里讨论政治文化因素，认为政治文化中固有的价值观念是影响泰国政治发展的关键，但同时并不否认其它因素如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对政治发展所起的重要性。在泰国，君主专制有着悠久的历史，再加上家长制和君权神化，自然就需要一种专制独裁和忠君、服从的文化。这种文化容易形成上级的集权和下级为了寻求保护而依附的裙带关系。而现代民主制度则要求分散权力，要求对事不对人的负责任态度，这种制度的建立是以社会多元化为基础的，这与泰国现有的政治文化明显不符。泰国在 1932 年政变后，没有相应地在其他方面发展民主政治的配套措施，如加强民主教育、改革官僚体制、建立三权分立、促进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改革，还保留着封建制的残余，这种只在行政与制度上层进行移植西方的代议制和选举制，而在其他相关方面并未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改变，也就注定了泰国民主制的先天不足。泰国的民主移植了西方的现代制度，却又未能相应地教育大众，改变泰国固有的忠君和等级文化，使得政变领导者脱离了人民大众，使人民大众觉得政权的更迭与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关系，领导者的更换只不过是上层人物的事，对他们来说谁当权都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因此，随着时间的发展，由于下层人民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他们也就觉得通过选举或政变产生的领导者，都只不过是在“玩政治”罢了。这样每当大选来临时，当各党派候选人纷纷造势拉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来宣传竞选纲领，忙得一派不亦乐乎时，大部分选民却都往往无动于衷，他们认为大选唯一能给他们的好处就卖票拿钱，因为他们知道大选结束后，那些政党是不会真正地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的，选举只不过是那些政客们的政治秀而已，选举过后他们的生活一切都还得照常。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泰国的选举中，贿选、舞弊、卖票行为为什么会如此地猖獗了。正如第二节所分析的，泰国固有的政治文化是不利于民主制的发展的，民主制度在西方拥有一套完善的配套制度和相应的文化，但移植到泰国后却“桔生淮北则为枳” 。由于文化因素与政客们价值观念取向态度的不同，使得西方民主制度在泰国水土不服，泰国前总理沙立（1958—1963）曾露骨地指出： “泰式民主应该是根植于泰国土地上的，由这块土地上的阳光和雨露滋润而繁茂的植物。她结出的果实应当是芭蕉、芒果、红毛丹、山竹和榴莲，而不是苹果、葡萄、李子或是栗子” 。[9]     由于政治文化观念的不同与政客们的有意误导，使其专制行为看似合乎传统文化，但实际上却以延缓泰国政治现代化为代价的。没有相应政治文化的变化，这种从古老文化中孕育出民主的转变谈何容易，因为“文化乃是制度之母” ！[10]只有政治文化的相应转变，民主制度在泰国才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民主这种东西并不是只要制订了合适的法律就可以轻易得到的。它要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才得以繁荣，否则就难。 ”[11]    作为一套传统的民主制度，并不像一台机器那样简单。机器的要素是各个部件，只要设计合理，精心维护，机器就能像预期的那样运转。而执行制度主体的是人，有思想的人显然不同于机械部件。因此，转变思想，调整价值观念，对于民主制度的运行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调整传统政治文化的适应力，并不等于全盘否认传统的政治文化，泰国的传统文化有其滞后性的一面，也有其适应现代性的一面。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保存其合理的，对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的一面；扬弃其落后的具有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面。这样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在泰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结出适合泰国这块土壤的果实。在这方面，亚洲日本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应该是泰国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2、泰国的政治发展：政治文化对政治具有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反之亦然，政治制度越完善与世界融合度越高，就会促进政治文化的发展，解除政治文化发展的束缚；而政治越保守，与外部世界越隔离，则会使政治文化趋于保守僵化，阻碍社会的发展。有一位智者说的好： “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 ”[12]蒙固王和朱拉隆功国王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使泰国朝现代化方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虽然改革是以传统寺院教育作为基础的，是从维护传统道德、宗教的作用出发，认为“过分教育”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而大部分男孩只需要最基础的教育，读、写、道德、煮饭……这些都可以由寺院和父母教给，只有那些今后进入政府部门或从事商务的才是例外[13]。虽然改革有种种缺陷，但改革毕竟扩大了泰国与西方的交流，使得一批批有识之士走出了国门，接受近现代西方教育的思想，冲击了现有的文化传统，使泰国文化注入了一批新鲜血液。受西方教育的人越多，也就越不满泰国政治的停滞不前，要求改变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呼声也就越高，最终导致了1932 年政变。但此时泰国的工业化还不发达，还没有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力量，也没有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