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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受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根据翻译研究流派理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影响翻译的文化因素,对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一特定思想意识形态,即强制性思想意识形态或受接受语文化主导意识形态影响的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有决定性作用;这一特定意识形态也决定了翻译文本的改写及改写策略。

最后指出为达到更好的文化交流目的,非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策略值得一试。近二十年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发展趋向。一是翻译理论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另一趋势则为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这两种趋势的结合就是将翻译定义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在这种翻译文化研究的大环境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詹姆斯•霍尔摩斯( JamesHolmes )、安德烈•勒菲佛尔(AndreLefevere )、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 )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派在欧洲兴起。近年来翻译研究派更重视对翻译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其代表人物勒菲佛尔更是把翻译与权力、思想意识、诗学、赞助人、语体及语域相结合,并提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文本的形式。而不管其改写意图如何,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

一　引言
思想意识形态是世界起源、当前状况和未来的信仰及与风俗习惯有关的系统,即人们的世界观。特定社会形态下的意识形态包括相应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宗教思想、法律制度、道德伦理、审美观点等等。作为文化核心,意识形态在翻译中起重要作用。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在极大程度上受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本文从翻译研究派理论出发,根据勒菲佛尔对意识形态制约作用的阐释,从赞助者的强制性意识形态以及民族中心主义两方面论述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重要影响。在勒菲佛尔的理论中,控制文学和翻译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内因,即文学的专业队伍,包括评论家、教师、译员等,另一则是外因即是赞助者。所谓赞助者指任何有权促进或阻止、妨碍文学作品产生或传播的力量。通常这种力量表现为宗教组织、政党、阶级、出版社、大众传媒等。强制性意识形态是译者表现在翻译文本中且由赞助者强加于译者,即赞助者认可的某种特定的文化或社会意识形态,包括被其认可的某种宗教、哲学、伦理、政治、审美等观念。这类意识形态通常反映其特殊利益,而并非译者的个人意识。强制性意识形态对翻译有决定性的导向。近年来,翻译研究重点探讨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角色,并采用了跨文化交际的众多理论与观点,如民族中心主义观点。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往往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衡量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当某一民族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心时,民族中心主义就产生了。W illiam GrahamSummer( 1940)曾对此概念作过解释,他认为民族中心主义指某个民族把自己当作世界中心,把本民族文化当作对待其他民族的参照系。它以自己的文化标准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把自己与其他文化相隔离开来。受民族中心主义影响的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下面我们将从文本选择和文本改写两个方面详细论述这两种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影响。

二　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意识形态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文本选择过程中,意识形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它实际上决定了翻译文本。无论是赞助者的强制性意识还是民族中心主义影响下的接受语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文本选择。
1.强制性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手段,实际上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方式作用于特定社会。而文学作为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有力工具,这一作用尤其体现于对某一特定意识形态的确立或加强。勒菲佛尔认为赞助者一般感兴趣的是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代表某一特定文化或社会意识形态的赞助者会确立一套意识形态系统作为标准,利用其话语权利对翻译进行直接干预并操纵译者。这种干预首先体现在文本选择上。翻译机构出版的翻译文本通常被某一特定群体(赞助者)用于促进自身力量,特别是使代表其特殊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合法化。因此赞助者会选择那些最能体现其思想意识标准的文本。从这一角度来讲,强制性意识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形态决定了翻译文本。遍观中外翻译史,这一强制性意识形态包括特定阶层或群体的政治、宗教、道德、伦理、审美等观念,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是一普遍现象。以中国晚清时期的翻译活动为例。鸦片战争(1840-1842)后,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思想指导下,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文本的翻译空前繁荣。在当时最大的翻译机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中,近80%的翻译文本涉及算学、测量、天文学、机械学、化学、光学等自然学科。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益频繁,他们意识到西方列国的强大更重要的是依靠其先进的社会制度。本着以译著“开民智”,并借鉴西方先进的民主法制制度以救国的思想意识,当时翻译重点从科技翻译转向政治、历史、教育等人文翻译,这批知识分子对翻译文本精心选择,引入一系列思想法制的典籍,并提倡政治小说的翻译。

较有影响的有严复的《天演论》和《原富》,林纾的《黑奴吁天录》等,他们以文本宣扬了民主、法制、民族独立的立国之本,激发了当时的爱国激情。翻译是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异域文本往往被打上接受语文化中某特定群体即赞助者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烙印。无庸置疑,作为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文本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强制性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文本。在西方翻译史上,这种影响随处可见,最具代表性的是二战后美国学院派英译现代日本小说的典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那些对文学价值与商业价值并重的著名出版商如Grive Press, Alfred Knop,f New Directions出版过许多日本小说集。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英译的原本是由学院派译者精心选择的,而他们的主导文学思想就是建构对逝去不可复得之过往的伤感意念,并以此构建日本全新的、审美化的异域国度的文学形象。这种形象与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形象截然不同,也正是这种全新的文学形象为建立战后美国与日本建立冷战时期盟友关系做了铺垫。在这一主导思想支配下,美国学院派选择的文本多以体现雅致、无言、难以捉摸的忧郁或描述日本传统文化为主体,局限在少数几个作家如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

当时经典的翻译文本有《雪国》、《巷冈姐妹》等,然而这种对过去的感伤怀念是美国式的,日本读者似乎对谷崎的长篇小说的回应并不热情。赞助者的强制性意识形态,即其特定的文学审美标准,又一次在文本选择中担当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有其特定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或者经济利益服务,而译者为使自己的译作出版就必须迎合赞助者的要求,符合出版商的期望,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可以说就是出版商赞助者根据自身的需求做出的文本选择。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翻译的新一轮高潮,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随着经济效益的观念深入人心,翻译出版业在考虑社会效益的同时,无不考虑其翻译作品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从选题、版权及出版销售各个环节注重经济效益和时效性。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文学翻译商业性色彩趋重,名著复译或畅销书翻译成为近年的文学翻译热点。一些名著如《简爱》中译本从2003-2007年间在市场上就出现十三种之多,而畅销书翻译的热情更是空前高涨,以《哈利•波特》系列的译本为例,其英文原版与中文版发行时间差距越来越短,第六辑《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的中英文版发行时间差距更是缩短到三个月,翻译速度之快令人惊叹,然而翻译商业性现象带来的译本良莠不齐等后果却值得译者深思,此处不作多述。以上各例反映了赞助者通常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有目的地对文本进行选择,而接受语文化本身的主导意识形态往往无意识地影响了文本选择,民族中心主义在此产生了重大影响。

2.民族中心主义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翻译研究在近期的发展中重点探讨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角色,采用了跨文化交际的众多理论与观点。毋庸置疑,翻译作为促进两种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不可避免地受本土意识形态(如政治、宗教信仰、道德、审美观点等)的影响,在文本选择过程中,译者往往以其本土意识形态标准评价原文及其意识形态。而为使译本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