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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冲突在翻译中历来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而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文化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学作品的语言代写英语论文是极具艺术性和审美效果的,但在跨文化的交际中,其翻译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译文读者是作品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之一,有能力采取有效的手段,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和审美层面对译文进行补偿。

关键词: 翻译补偿机制; 文化冲突; 翻译损失; 译文读者

一、何为翻译补偿

翻译学研究发展到今天,人们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对翻译加以理解。翻译研究已经摆脱了早期一些译论家所持的“译作与原作二元对立的封闭、静态的体系,进入了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的境地”^[1]。翻译,就其性质而言,就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语言、跨时空的信息转换活动。论及翻译,人们就会联想到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因为语言和文化是一个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整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映像。正如王佐良所言,每一个译者所处理的表面上看只是个别的词,实际上所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研究已经从纯语言层面转而探讨文化层面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呈现多元化、多学科相互渗透、互补的特点。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大脑中始终要有文化意识,做一个正真意义上的文化人。正是基于翻译与文化之间所特有的这种关系,翻译确实是一项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工作,译者既要跨越地域、时空的限制,又要克服语言、文化的障碍。西方有这样一句话:“翻译者即反逆者”^[2],只要进行翻译,就会有一顶“叛逆者”的帽子给你戴在头上。为什么说是“叛逆”呢?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两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语言和文化。

按照屠国元的说法,在任何形式的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距离”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此,翻译过程中总是会有损失现象出现的,翻译损失具有不可避免性。“翻译损失是指翻译过程中信息、意义、语用功能、文化因素、审美形式及其功能的丧失。”^[3]对于这个问题,美国译论家奈达从符号的普遍性和符际交际的特殊性方面进行解释,他曾说过,任何翻译中都有语义的“丢失”,“因为符号系统(即代码)的性质所致,对词位的解释总是存在潜在的可能性,但若没有能够在语言文化的社会和人际网络基础之上理解符号的解释者,解释绝不会实现。既然没有任何两个民族具有完全相同的背景,在语言交际中总会有一些损失或扭曲。”^[4]在翻译这种跨文化交际中,由于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因此,对于原文读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文化背景知识,在译文读者看来就成了文化缺省成份而难以理解了。而翻译补偿“就是以目的语手段为主,辅之以符合目的语规约或规范的其他语言手段,根据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对翻译过程中潜在的、或发生的损失进行的修复或弥补。”^[3]该定义明确指出是以目的语为主要补偿手段,同时兼顾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另外,翻译过程中“潜在的或发生的”意指翻译补偿所可能跨越的历时性、多时段特征,这与上文所谈到的翻译的性质所包含的各项内容正好相吻合。

二、翻译补偿的必要性

翻译损失具有不可避免性,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译者因素。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涉及到至少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而译者与原作者分别处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二者的思维模式是完全不同的。译者用不同于原语的母语对原文进行思维、分析和解释,其母语思维方式必然带着一定的干扰因素;同时,他也是用母语形式进行译文表达,其词法、句法结构等不尽相同,又会出现一些干扰因素;另外,译者所生活的具体的社会、语言、文化环境必然使其带有其所属的社会烙印,受其束缚限制,在翻译时难免会戴着该社会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分析、理解原文内容。由于这些干扰因素的存在,译文要蒙受多层面的损失,涉及语言的信息、意义、语用功能、文化因素、审美形式及其功能等各个环节。

在西方当代翻译史上,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第一个明确地把读者因素纳入到翻译研究范畴中。他认为,因为翻译归根结蒂是为读者服务的,所以翻译应当以译文读者为中心,而评价译本质量的优劣要看读者的反应是否与源语读者的反应大致相同。范仲英的翻译标准也是“从翻译效果,也就是以译文读者得到的感受如何,来衡量一篇译文的好坏。”^[5]由于每个译者对原文话语的理解、译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验不同,对原文文本的理解就可能不尽相同,翻译的结果即译作的形式也就必然不会完全相同。在吕俊教授所倡导的建构主义翻译学研究范式中,其翻译标准为:“不违背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以及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6]建构主义翻译学摒弃了以往那种固定且具封闭性的标准,而选用“最低限定性标准”,“以便使不同的理解者在满足这一最起码的条件后有一定容纳差异性的空间”。^[6]而为不同的理解者预留的“空间”越大,就预示着翻译中所蒙受的损失越大。那么,译语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为了从译文中得到与原语读者从原文中所得到的信息量基本相等,就必须采用一定的补偿手段来填补这些译者所遗留下的“空间”。

三、读者补偿的可能性

受传统译论的影响,在论及翻译时,人们关注最多的是译文和原文的忠实程度,关注翻译行为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译者,而对读者的关注极为罕见。“从西方批评史来看,在文学的作者———文本———读者的运作之链中,历来研究最少、需要填充的最大空白显然是读者。”^[10]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读者因素是翻译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文学文本的解释、阅读反应、意义的生成都离不开读者。“在文学翻译活动中,作者、译者和读者是活动中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体。”^[7]实际上,在文学活动中,读者具有生成作用,作者、文本、读者三方面因素构成了文学活动。没有读者的审美参与,作品不可能成为审美对象。如海德格尔所言,“作品是为了读者而写的”。^[6]文学文本的解释、阅读反应、意义的生成都离不开读者。借助于伊瑟尔的观点,我们把“读者”分为两大类型,其中包括实际读者,即从事阅读活动的具体的读者,这类读者具有个体差异性,在其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经历、习惯以及兴趣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同时,我们不要把读者看成是意义的被动接受者,而应当看成作品意义的构建者,因为“每个读者都不是带着一片空白进入一个新的文本的……都是带着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先有、先在、先识所构成的前理解走进一个文本的。”^[6]因此,读者为了从译文中获取与原文所蕴含的大致相等的信息量,是有能力采取一定的有效的补偿手段来填补这些“空间”,来弥补译者所造成的损失。

四、在哪些层面进行补偿

由于译者的因素,译文所蒙受的损失是多层面的,可以涉及语言的信息、意义、语用功能、文化因素、审美形式及其功能等各个环节。针对上述各个环节,译文读者在阅读译文时,就要有意识地采取补偿手段,争取最大量地获取译者在译文中未能充分表达出来的信息,以弥补译文所造成的这种缺憾。

(一)语言层面

谈到语言层面的补偿问题,这又涉及很多方面,比如:歧义、多义词、语境、以及双关、比喻等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译文读者在阅读时,要结合自己的语言知识,对译文进行辩证地阅读欣赏,顾名思义,“参考译文”只是仅供学习者参考而已,大可不必全盘接受。在日常教学中,笔者一再给学生灌输这样的思想:不要视参考译文为“圣旨”,因为参考译文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存在一些不恰当之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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