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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西方电影片名的构成特点及其翻译策略分析》的英语翻译论文发表：随着大量西方电影涌入中国市场，外片的译名是翻译中的一个新领域，译名的不规范给发行市场带来了混乱。为给这一领域提供可参考的翻译标准，本文综观当前翻译理论的主要流派，试从翻译的美学、目的论和社会符号学角度入手，探求片名翻译的适用标准，并结合电影片名的构成特点，提出了几种翻译西方电影片名可行的方法。

关键词：电影片名；美学；目的论；符号学

一、前言

从90年代中期起,大量的西方电影涌入中国内地，并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外国影片的译制成为翻译领域中一个重要方面并逐渐走向成熟。然而，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上，港台版和内地版、公映版和碟片版却五花八门，众说纷纭，没有统一标准，这对译制片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发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市场需要规范，而规范的实施也需要理论的指导。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一个不可缺失的部分，对译制片尤其是片名的翻译应当给予充分重视。本文将分析翻译理论在当前外国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提出对外片译名的几点建议。

二、影片译名的理论依据

当前的翻译理论大致可分为4种流派：语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交际理论和社会符号学理论，这些翻译理论的标准有着各自的依据。由于电影既是一种文学产物，又属于应用交际类别，同时还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符号功能，因此本文拟从美学、目的论和符号学三个翻译角度来探讨电影片名翻译的理论依据。
（一）美学翻译角度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歌、散文、戏剧三大类[1]。作为戏剧的衍生物———电影，其翻译应该属于文学翻译类。文学翻译大多遵循以美学为取向的翻译原则，如前苏联的加切奇拉泽（1914~1974）认为，为了求得艺术等值，发挥译者的创造性，译者要像进行文艺创作一样，选择最能反映原作美感的语言手段，再现原作的艺术现实[2]。我国的翻译家傅雷认为翻译就像绘画中的临摹，重在神似而不是形似。文学翻译大家许渊冲也提出了他的三美原则，即文学翻译要做到意美、音美、形美。美学翻译理论的特点是译文应该重神似非形似，语言必须美。在美学理论的指导下产生了不少精彩的电影片名的译作，例如电影《Waterloo Bridge》直译的话就是《滑铁卢桥》，翻译成《魂断蓝桥》就能让人领会到电影所讲述的凄美爱情。电影《the Bathing Beauty》若直译为《洗浴美人》会非常直白，没有任何美感，译成《出水芙蓉》则让人眼前一亮。因为“芙蓉”在中文语境中就有洁白、美丽之意，用它来代指水上芭蕾舞演员令观众感到了电影的意境之美。又如2001年重拍的英国电影《Lolita》，大陆版直译为《洛丽塔》，台湾版则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一树梨花压海棠”出自宋代诗人苏轼之手，著名词人张先在80岁时娶了18岁的女子为妾，好友苏轼做一首贺诗调侃：“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最后一句寓意老夫配少妻、白发对红颜。而这部电影描述的正是老鳏夫亨伯特爱上自己年仅13岁的继女洛丽塔的畸恋故事。台版的译名既折射出影片的内容，又借用了诗歌之美，翻译得很得体。但是，这一理论也有它相对的局限性，例如对于没有相关文学知识的观众群体来讲，这样的译名会让他们莫名其妙。
（二）目的论翻译角度翻译目的论是一种较新的翻译理论模式,由德国译论家汉斯•费米尔提出并加以发展，主要研究翻译过程中各种目的的选择，这一翻译过程就是“三元关系”的交际过程。即译者首先通过领会原作的意图及相关信息，与原作者达成认知上的共识构成交际的一方，然后通过译文将自己认知的原作意图及其相关信息再与译文读者进行交流构成交际的另一方，从而完成这种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间的跨文化语言交流[3]。其实在我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目的翻译论早有折射，具体表现为以作者和读者为取向的翻译理论。较具代表性的就是清末严复的译作《天演论》。严复《天演论》所使用的译语语言是严整的文言文，其目的也就是为了迎合当时士大夫阶层读者的需要。但是考虑到由于文化环境、思维方式、表达习惯上的差异，原作的意图及其语篇形式与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方面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于这种情况，目的论学者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将自己放在译文读者的位置上，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在弗米尔的目的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众，也就是译文的读者，他们有着自己的背景文化知识、对译文的期待和交际需求。贾文波认为：“在目的论中，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应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语读者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原语文本的信息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译文的表达形式。”[4]电影的翻译特别是电影片名的翻译应是一种以信息传递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型翻译，因此，外片的译名既要符合受众———观众的认知心理，同时也要达到翻译委托人即影片发行商的目的———提高票房收益。在目的论的指导下，也产生了很多片名翻译的佳作，例如茱丽亚•罗伯茨主演的电影《Pretty Woman》，直译作《美丽女人》，台版译为《风月俏佳人》。前者有些平白，后者用“风月”指男女情爱，用“俏佳人”暗示女主角的美丽，调动了观众的形象思维，激起了观众的观看欲望。再如美国电影《the Negotiators》直译为《谈判者》，公映版译作《王牌对王牌》能让观众领会到剧中人物的冲突将贯穿于整个影片，目的论效果显著。但过分地追求提高票房效益的目的，去迎合一部分观众的心理，则会显得有些低俗，甚至会给观众造成误导。例如《the Negotiators》的港版译为《对抗性游戏》就会给观众带来对影片内容期待上的歧义。
（三）符号学翻译角度符号学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尤金•奈达认为，世界是由各种符号系统组成的，语言符号只是其中的一种，对语言的解释不可脱离其语言环境[5]。奈达强调对语言的研究不只是词、句或篇章的意义，还包括相关事件及客体在特定语境下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语言研究学者们所界定的三种意义：言内意义（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指称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和语用意义（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6]。英国学者皮特•纽马克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功能，即信息功能、表情功能、祈使功能、美感功能、酬应功能和元语言功能。根据奈达的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翻译的过程就是寻求功能对等的过程。早在《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1964)一书中，奈达就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入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入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7]在后来所写的《The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中，奈达又将“动态对等”进一步补充为“功能对等”，认为“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8]译者所关心的不再是译语的语言信息是否与源语言的信息一致，而是要做到语言表达自然流畅，并竭力使译文接收者能够看到与自己所属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即原文读者看到原文是何种感觉，译文读者就能获得同样的感觉。继奈达和纽马克之后的符号学翻译学者提出，翻译不仅要表达实体含义，还要兼顾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等层次含义。翻译作品质量的好坏取决于译文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原文的意义和功能。然而，在不同文体和语境中，各种语言意义及语言功能的分量是不一样的。有时指称意义、信息功能会在科技文体中充分再现，有时言内意义及美感功能则在文学体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译者应根据具体情况，将原文所承载的主要意义和功能传递给译入语的读者，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对等只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奈达自己就曾举例说，给爱斯基摩人翻译《圣经》中的语句“white as snow”译为“white as egret feathers”（白如白鹭羽毛）就达不到功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