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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隐喻认知观看来,翻译实际上就是使意义在原语和目标语不同认知语境中的转换。以此为观照,可以发现作为莎士比亚戏剧的杰出代表作之一的《哈姆雷特》在中国译介、研究众多,但却较少从两种语言文化积淀的角度,加以深入剖析。若对剧中的隐喻加以量化分析,找出其背后隐藏的隐喻构建和解读处理背后的认知理据,即在一个还原了的认知语境中对语义加以再现,将有助于发现《哈姆雷特》在语言和戏剧艺术上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隐喻认知观翻译意义《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强大的艺术魅力跨越时间的界限和地域的藩篱,成为全人类文明的永恒瑰宝。他的作品几乎被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常演不衰。作为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被誉为一座艺术丰碑,而隐喻是成就这座艺术丰碑的关键。作品中大量的隐喻为修辞学、语言学、文学研究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隐喻翻译的成败也就成为汉译语境下正确解读这部作品的关键。　　

一、隐喻与隐喻翻译　　

(一)隐喻: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隐喻就是把彼事物的名称用于此事物。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诸神论》)提出“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1],认为意义存在于人性之中,是人类思维的一部分,人类的文化、社会、语言及其他活动依赖并决定思维模式。赖考夫和约翰逊更进一步提出:隐喻概念(metaphoric concepts)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主要和基本的方式。[2]不是客观现实而是人们的经验和认知能力在语义解释中起着重要作用。“意义”和客观真理一样离不开人的认知能力。正是隐喻这一认知结构奠定了人类语言与文化发展的基础,而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又反过来对人类的文化和思想产生影响,也就说,语言形式与意义密切关联,同时,隐喻概念结构不仅使语言与思维不可分割也为词义发展提供理据。因德克雅解释了隐喻的认知域原理,即隐喻是始源域(source domain)概念网络在解释外部事物即目标域(target domain)是不改变隐喻概念,这一投射过程给予目标域一个新本体,并构建一个新结构;双域间的新的相似关系因而产生认知互动的框架,因而,因德克雅分为两类三种,即一类是常规隐喻和约定俗成的隐喻,另一类是投射性隐喻,正是这一类隐喻过程创造相似性。[3]福柯尼耶把认知的心理机制研究推向系统化,认知域乃是一种集合或概念整合,由两个输入心理空间(inputmental space)、复合空间(blended mental space)及共享或类属心理空间(generic mental space)等诸多心理空间组成,并系统阐述了认知域内部和个心理空间的投射链和层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关系。[4]心理空间,福柯尼耶和特纳定义到,“是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构建小概念包(conceptual packet)”[5]对自然语言而言,是在心理空间中构建下才产生真值与指称之间的意义关系。通过意向图式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丰富和贫弱映射,同时也通过认知心理空间的投射和层创互动,概念隐喻(隐喻和转喻)不断创造新的相似性,从而构建出新事物的表达方式,未知事物从而不断为人们所认知。

(二)语境与意义:隐喻翻译的关联性基于认知观对真值与指称的心理空间模式,翻译的实质在于“意义”在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时保持不变。翻译作为原语与目标语主客体语言的交际方式离不开语境,也已经为大家所公认。根据维根斯坦“意义即使用”[6](meaning asuse)的命题,刘宓庆指出翻译游戏最基本的法则就是必须把握互为条件的“语境—用法—意义”之间的联系。[7]隐喻作为原语社团的思维方式在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时极大地受到译入语的认知语境的制约。值得注意的是,带主观性的认知语境与交流主客体的认知水平相关。虽然人类都有认知能力,但不同的生活背景、经历、性格及文化背景,使主客体的认知结构不尽相同,而双语受众的社会角色、心境、智力程度和敏感程度等等也都是影响认知语境的重要因素。译者对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输入的心智处理(mental processing of cognitive in-put)就是要把一个文化模型(cultural model)(也即一个社团或亚社团所有人共有的语境)的文本与叙事转化到另一个文化模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双语间意义的转换就是两个社团的经验观(ex-periential view)的转换,因为原语读者与目标语读者对文本的解读都是参照各自储存在头脑中的对世界不同的经验来进行的。译者在隐喻翻译中要充分考虑到原文涉及的认知语境中的诸多因素,如作者的背景与意图、接受语读者的背景与隐含信息、作品背景(setting)、原文中人物的社会关系、原语文化等等,译者必须准确地传达原文隐喻由此包含信息内容和解读效果,以恰当地处理原文化“意义”的再现问题。　　

二、隐喻认知观与国内《哈姆雷特》翻译与研究　　

(一)国内对《哈姆雷特》翻译与研究

《哈姆雷特》在中国是莎剧中汉译译本出现较早、种类较多的剧本,由于历史的原因造就了语体和文体繁多的译本,而译本之间又由于不断变化的莎评标准和态度的不同,形成较大的差异。因而增加了对《哈姆雷特》汉译本批评的空间。林林总总的《哈姆雷特》译本研究与批评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即文学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语言研究主要集中在修辞研究以及翻译研究。在三者之中,以文学研究的成果最多,而语言和翻译研究相对较少。在对莎士比亚作品翻译文本研究中,基本上是以根据单一译本为主,根据翻译理论和原文进行比较,以此得出译本的得失之处。《哈姆雷特》汉译的研究亦相同的问题。国内尚少有从两种语言文化积淀对译本进行深层次剖析的研究,更遑论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考察其翻译文本语言认知的维度。到目前为止,《哈姆雷特》的隐喻翻译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隐喻研究的修辞观阶段,情况已然如此;在隐喻研究发生认知转向以后,也很少有人问津这一领域。《哈姆雷特》先后产生了16个中文译本。而其中以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曹未风、方平的几个译本较为有名。对《哈姆雷特》翻译以及修辞学的研究也大多基于几个译本或其中的某个译本的基础之上摘录原文对比译文做的,且都是笼统的概述《哈姆雷特》中的修辞手法,并未把隐喻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拿出来做独立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哈姆雷特》的汉译研究中,隐喻问题显然被忽略了。原因之一就在于隐喻修辞观所造成的错觉:隐喻只是语言修辞现象。故而翻译研究领域也把隐喻单纯地作为语言修辞层面的问题来处理。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使我们认识到:隐喻本质上是人类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基本方式。从这种隐喻观出发,隐喻不仅是《哈姆雷特》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也是作品独特的创作思维表现。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在《哈姆雷特》以往的中文译本研究中,对隐喻的认识不足和局限于修辞观的隐喻翻译研究导致了多少缺憾!甚至还可能导致了翻译过程中作者的创作意图被曲解、误解。

(二)隐喻认知观对国内《哈姆雷特》翻译研究的启示

1·汉语语境构成的《哈姆雷特》“意义”理解的困难

莎士比亚戏剧以语言效果见长,作为莎士比亚戏剧语言和诗韵已臻成熟时期的成功之作,《哈姆雷特》戏剧语言集中体现了各种诗体与情景自然和准确的配合,其复杂和精深的语言不仅使该剧的舞台效果得以体现、主题得以深化、故事情节得以展开,而且使刻画的人物也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堪称独树一帜。莎士比亚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语言乃至方言、土语、俚语、俗语、行话、黑话和淫秽语都把握准确运用自如,还大胆创造新词,并加以运用发展词汇。《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创造性地运用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语言与拉丁语、法语、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派生词汇的成功之作。剧作中庞大的词汇,丰富的修辞,加之莎氏善于用典寓意,又化典出新。准确地说,全剧用古典比喻36处、剧中引用的谚语、格言有140处,是所有莎剧之冠[8];同时也是莎剧中最侧重宗教的一出戏,直接提到和引用《圣经》39次[9]、剧中“Go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