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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中译本对比................................................................................................17

（一）语法层面差异...........................................................................................17

（二）语义层面差异...........................................................................................18

第四章 结语

Just So Stories是吉卜林为纪念自己的孩子写下的童话故事，在儿童文学上一直享有盛名。“这十二篇行文隽永、幽默风趣的故事，足以与《小熊维尼》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并列为儿童文学的典范之作”（出版人周刊）。在三十年代初期的儿童文学译介者称“实在近代童话自安徒生的以后，我们没有见到过比这更好的作品——至少就儿童文学的见地而论”（张友松，1929：01）。在这本童趣盎然的童话书中，吉卜林用自己天才的想象力为儿童们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依照了科学的原理，用最巧妙最合于事实的神话的解释”（张友松，1929：01）回答了孩子们一时所不能理解的“为什么”，用和蔼的父亲给最爱的小女儿讲故事的语气，运用鲜活生动的语言，多种修辞方式，以丰富的想象为翅膀，飞翔在孩子们的童心世界里。三个中译本在翻译时，各有特色，变化较大。张友松的译本考虑到当时儿童读物匮乏，对儿童的认知能力设置得较低，选用简单词汇，语言稚嫩，易于理解和诵读的短句较多，使用了大量感叹词、儿化音和叠词，读来教育气息较重。原文中和蔼的父亲在译文中读来似乎成了慈祥的老爷爷，对孩子溺爱太多，连说话都变的慢悠悠。但张友松对原作者在写作时所使用的增加文章乐趣的所有修辞都传译了出来，这一点是其后两个译本不及的。杨克玲的译本出现时，我国正值改革开放后的头一个十年。儿童地位已经稳固，孩子们的知识面已扩大许多，小学教育也走上正轨。这个译本选用了比张译本词汇层次较高的儿童文学用语，使用了一些四字格的成语，添加了不少中国文化色彩浓厚的俗语，儿化音和感叹词仍旧保留了一部分，读来亲切有趣。只是将原文中对讲故事的父亲对女儿的爱称抹去了，好了一丝和谐感。杨译本较为注重原文中儿童歌谣押韵，在诗歌的韵脚上做得较为出色。方华文的译本出现在新世纪，针对儿童信息量的大幅扩大和认知能力的提升，译本选用的词汇脱离了稚嫩，成熟大气却又不逊于原文语言的风趣活泼。儿化音、叠词和感叹词踪迹全无，句子长短有序，大体上以修饰语较多的长句为主。方译本严格服从译者的责任规范，对原文忠诚度最高，合理地将前译本中遗留的理解错误和翻译不当之处一一订正。语言规范合理，使用多处四字格成语，读来流畅生动，不只适合少年儿童阅读，成人也可作为消闲读物一看。以切斯特曼的规范理论为切入点，由以上三部作品的文本细读加对比分析可以看到，翻译与时代发展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时代发展推动了儿童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儿童读者对文本的期待决定了译者翻译时首要考虑的期待规范，期待规范制约着译者下一步的操作规范。于是不同时期的译者根据不同的时代环境，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为少年儿童读者呈现出了风格迥异的译本。1978年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叶圣陶因病无法参加国家出版局在江西庐山举行的全国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他去信表示遗憾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鲁迅先生这段话，是三十年代写的，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现在的孩子怎么样呢？他们更可以敬服，想的比四十年前的孩子多得多，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从基础学科到现代技术，许许多多知识都足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都想知道。（儿童文学研究第二辑，1979：16）这段话指的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儿童与 30 年代的同龄儿童知识面上的巨大鸿沟。笔者以为，距 1978 年 30 多年的现在，仍然可以套用这段话概括发生在儿童知识面上的巨差，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综观三个中译本，时代对译者翻译规范的影响一目了然。本质上，儿童读者期待视野的改变、吉卜林在文学史上地位的重新确立、中国人学英语的热潮、以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高科技等等等等都是由于社会大时代的飞速发展带动的。当然，儿童文学翻译也不唯与时代和现代化有关，近一百年来关心儿童成长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乃至政治家，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事关儿童成长事务的方方面面，是儿童文学翻译、儿童文学的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中译本的变化主要是由于译者受不同的翻译规范所主导，选取的翻译策略造成的，与政治因素并无关系。吉卜林原作当中也没有任何与我国国情相冲突的内容。或许这也是为何现有的大多数吉卜林作品研究者没有选择以Just So Stories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时间点产生的新译本往往带有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审美倾向和价值判断，通过分析这些新译本，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窥探那个时代的文化特点”（李清钰，2011：28）。 在研究译本时，研究者应该从多个视角审视文本，不囿于人云亦云的选择，关注被人忽视的部分，挖掘出深藏在文本字里行间的时代密码，寻找出不同的译本里包含着的时代特色。翻译家杨静远（1989：85）在自己翻译的《彼得 潘》中肯定了以前译本的出色之处，但同时也指出“然而毕竟是半个世纪前的旧作了，不免还存在着误译和不合规范的语句。……旧译在很大程度上已不适合今天的语言习惯，因而有重新翻译的必要。”从本文对比的三个中译本可以发现，重新翻译的确是很有必要的。时代发展不只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儿童的认知和思维，还改变着语言这一文化载体。复译在为读者重新解读经典的同时，也为读者修正着前人的错误和不当。本论文是笔者基于一定的研究成果和自我的尝试探索而成，仍然存在相当的局限。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因年代久远，张友松译本和杨克玲译本的接受情况已不可考，因而文章第二部分仅仅探讨了翻译实践，而缺少接受情况，这是本文一大遗憾；另外，囿于时间和精力，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仅有三个，相对较少；篇幅所限，文本比较方面，本文也未能列出更多的具体翻译实例；再有，笔者资质平平，学识鄙陋，对翻译研究的认识、做研究的能力都太浅，比较分析进行得也较浅，也无力归纳出时代对翻译规范影响的一般性发展趋势。只愿这篇拙作能够吸引更多对吉卜林和他的文学作品感兴趣的同仁加入研究行列，将后续研究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