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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以往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一向认为西欧的发展道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所谓西欧道路其实主要是英国模式，其核心即工业革命体现的经济变革。但近年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即使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的。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可以发现，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陷入困境，实际上是套用英国模式的结果。 9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直是我国史坛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曾数度掀起全国性的讨论热潮［注解：讨论的主要结果形成了1957、1960、1981年和1983年出版的4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然而到了90年代，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热情逐渐减退，有新意、有创见的论著越来越少见，以往全国性讨论的盛况更已成为明日黄花。造成这种降温的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存在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内部的原因，同时也有发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之外的原因。从内部原因来说，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整个理论构架在80年代中期已完全定型［注解：这种定型，以傅衣凌、吴承明先生于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理论著作为代表。］，以后不见再有发展；同时在史料的发掘方面也未出现突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项研究已到达了其顶点。从外部原因来说，在最近10年中，我国学者对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的看法有了颇大变化［注解：关于这种变化的最新表述，可见于《历史研究》2000年2期刊载的《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及《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所赖以进行的理论基础－－五种生产方式论，现在变成了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而只有先弄清了这些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也才有可能继续进行。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出现降温是必然的。然而，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我国经济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注解：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2期。］。这种特殊的重要性，令我们不能眼看着它就这样逐渐“淡出”史坛而无动于衷。即使是对资本主义萌芽之说持否定看法的学者，也应对此说做出认真的分析，然后陈述其否定的理由，而不能持一种不屑谈论的态度。对资本主义萌芽说进行分析，最主要的是对其所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而构成这个理论基础的关键，就是英国模式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性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对象进行探讨。同时，由于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经济状况在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因此，我们也将主要以江南为中心，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一　英国模式：重要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在过去的世界近代史研究中，西欧的发展道路一向被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但是这种公认的普遍意义近年来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因此对这条道路及其普遍性问题做一扼要分析是非常必要的。（一）英国模式及其重要性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欧道路”，实际上主要以英国经验为基础。因此这种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近代化模式，也被称为英国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了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成功转变，而这个转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因此英国模式的核心，也就是工业革命所体现的经济变革。英国工业革命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能够发生？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一直是世界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学者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从而形成了许多不同版本的“工业革命”说。这些版本随着英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而不断被修正，因此人们对“工业革命”的看法也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目前为较多学者所接受的是迪安（PhilisDean）和诺斯（DouglasNorth）的观点。迪安说：“工业革命一词，一般用来指复杂的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蕴含在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转变过程。”他接着指出：“这一转变的性质，可以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革来说明：（1）经济组织变革，（2）技术变革，（3）工业结构变革。这些变革和（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人口、总产值及人均产量（即使不是立即、但是最终将实现的）持续增长有着一定的联系。”［注解：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第3章《英国工业革命》（迪安执笔），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131页。］诺斯则说：工业革命由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构成，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的过程”［注解：Douglas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History，W。W。Norton　＆　Company（NewYork），1981年，158－159页。］。简言之，工业革命近代工业化的实际开端，是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折点。成功地体现这种转折的经验模式，就是英国模式。英国模式之所以在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在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中，只有英国是“自发”地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近代工业社会的惟一事例。虽然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都离不开一定的外部影响，但是相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而言，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是在“自己完成的经济循环”（笛福语）的基础上发生的，从而带有某种“自立性”的色彩［注解：〔日〕大河入晓南：《英国的工业革命》，中译本，收于周宪文编《西洋经济史论集》，台湾银行1984年印行。］。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则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先行者（特别是英国）的影响，甚至是紧随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法、德等国也不例外［注解：在研究工业革命发生的特定条件时，法国经济史学家克劳德·福伦说：“法国不是这一革命的原发地，按照一个普遍发生于西欧的过程，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输入并向英国仿效的结果。”德国经济史学家克纳特·博查特也说：“不列颠的经济发展对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引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4卷上册第1章《1700－1914年法国的工业革命》（福伦执笔）和第2章《1700－1914年德国的工业革命》（博查特执笔），2、66页。］。至于更晚出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其近代工业化受先行者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和明显。由于英国在世界经济史上的这种特殊地位，其经验对于研究近代工业化的产生和成功的历史，当然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其次，英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成功转变的经验，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普遍规律相一致。根据这些规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再生产的扩大。虽然再生产存在于一切社会生产之中，但是在近代工业化以前，社会再生产主要是简单再生产。只有到了近代工业化时代，扩大再生产才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特征。因此由工业化以前的经济向近代工业化经济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以简单再生产为主的社会再生产向以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社会再生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也就是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可以分为生产资料生产（主要即重工业）和生活资料生产（主要即农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在简单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很小，而且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基本上保持稳定。但在扩大再生产中，这种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较前有明显提高。因此在社会再生产迅速扩大的时候，生产资料生产扩大的速度往往比生活资料生产扩大的速度更快。正是因为如此，虽然一般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以纺织业为先导，但实际上在这场革命中起更大作用的却是重工业的迅猛发展，即所谓煤铁革命。如果没有这个煤铁革命，工业革命是不能想象的。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关系的变化，存在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传统农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但只有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清楚。因此英国经验在近代工业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当然也自不待言。从此意义上可以说，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化模式，正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出来的那些普遍规律的具体化。如果我们在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问题进行研究时，不用英国模式作为体现这些普遍规律的具体参照，那么我们又能用别的什么模式作为参照呢？这一点，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研究也至关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