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研究新视角：亲属关系和家族企业——格拉斯比转型期英国商人亲属关系和家族企业研究评述|英语论文网

商人研究新视角：亲属关系和家族企业——格拉斯比转型期英国商人亲属关系和家族企业研究评述

论文作者：刘景华沈琦论文属性：短文 essay登出时间：2008-06-13编辑：点击率：10530

论文字数：4350论文编号：org200806131738419484语种：中文 Chinese地区：中国价格：免费论文

[提要] 美国学者格拉斯比是研究转型时期英国商人问题的权威，在其大量著作中最有特色的是其对商人亲属关系和家族企业的研究。转型时期亲属关系对商人非常重要，却受到人们的普遍忽视。通过格拉斯比对商人各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商人在转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商人研究能深化我们对转型时期英国社会的认识，其研究方法也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格拉斯比亲属关系家族企业英国商人

英国是由传统的农本经济社会向近代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一个成功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各社会阶级或阶层各起了什么作用，学术界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观点。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农民的作用最大，因为农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壮大，导致了农业商品化和农民的两极分化，从而引起封建制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兴起①a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商人在英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最为突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的格拉斯比教授(Richard Grassby)，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他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以及最近几年出版的几部研究专著②a中，高度评价并细致入微地探讨了商人在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发展及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在《十七世纪英国商人团体》一书中，格拉斯比认为，英国社会结构的弹性以及人口的相对流动性，为商人创造了一种有利的社会环境，使商人能够充分发挥其主动性，成为前工业化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催化剂。2001年，格拉斯比在其新著《亲属与资本主义：1580—1740年英语世界的婚姻、家庭和商业》中，从分析商人家庭(家族)关系入手，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商人的家族企业、亲属关系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

无疑，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令对商人和商人资本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眼睛一亮。家庭、家族、亲属关系，历来属于社会史特别是家庭史的研究范围，研究者多是对其结构、形态作一些表象上的描述，或总体上的综合，很少有人对某个时期某个社会阶层的亲属关系作具体的个案研究，更未见到有谁关注家庭和亲属关系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有何实质性作用。而且在家庭史研究中，由于西欧近代早期家庭经历了一个由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的过程，因而人们总倾向于认为，近代早期西欧的亲属关系已变得冷漠松散，不再重要；更谈不上这种关系还有什么社会经济影响。因此，由于人们对亲属关系网(kinship network)的普遍忽视，长时期里很少见到这方面的专题论文或研究专著出现。尽管在人们的观念中，商人的亲属关系可能要强于普通的社会民众，但人们还是易于断定，在近代早期核心家庭处于主流地位的情况下，即便是商人具有的那种较强亲属关系，也不会产生多大的社会经济
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看法逐渐被修正。例如，1986年，著名学者戴维。克雷西(David Cressy)曾在论文中指出，近代早期英国的亲属关系是“重要的，功能多样的，范围广泛的”①b。90年代中，本．阿莫斯(Ben Amos)运用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理论来研究家庭关系，取得了突出成果②b。不过，虽然不少社会史家成功地重构了土地所有者家族的生活，但城市商人家族却往往被他们忽视了③b。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格拉斯比是研究转型时期西欧特别是英国商人家族关系或亲属关系的第一人。这种研究显示了一个学者可贵的开拓精神，而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也给了我们不少启迪。

毫无疑问，近代早期英国在社会关系的内涵上经历了一场质的变化，即由一个建立在习俗、互惠、身份和等级基础上的传统地方性社会，转变为一个讲求个人主义、理想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国民社会，这个社会建立在劳动分工、契约、竞争和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之上。人们认为，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主要以家庭和共同体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关系出现了两大结果：其一，传统的扩展家庭被核心家庭所取代，前者看重亲属关系，而后者更注重夫妇关系、个人主义和家庭生活；其二，由于劳动分工、市场经济、工业化以及城市化，传统共同体(tra-ditional community)遭到了破坏。当然，核心家庭和个人主义同扩展家庭和亲属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不能相容的，如著名学者麦克法兰就认为，个人主义和亲情在近代早期经济大变革之前很久就已存在，核心家庭与亲属关系在近代社会里也是长期共存的④b。

因此，许多权威理论都赞同或首肯这种家庭和社会关系变化的的近代模式，包括韦伯和马克思在内。韦伯认为，新教中强调个体工作和关怀的所谓“圣职”(Calling)，使得家庭和邻里关系个人化，从而造成情感上的隔膜，而个体与家庭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在韦伯看来，扩展家庭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它把群体置于个人之上；裙带关系是罪恶的，因为它阻碍了精英统治的官僚制度的出现。马克思主义者则从经济组织和经济所有权方面来考虑问题，认为家庭的演变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近代早期英国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使劳动而非遗产构成了家庭生活的中心内容。土地的私
有化，劳动力的市场化，削弱了血缘纽带，增强了个人的自主性，人们之间结成了契约关系取代了以往的身份关系。

对这些理论，格拉斯比颇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些解释家庭(家族)关系历史发展的理论，多是一些抽象模式，甚至是一种“神话”，经不起详细考察。当然，神话能使人愉悦而真相常引起疑虑，它能满足某种内在的需要。但是，历史学家却应该客观地对待它。因此，即使是从家庭史角度看，格拉斯比也认为研究商人家族和亲属关系很有必要，何况他选择的研究时段又是英国作为强国出现的这么一个重要时期。

二

格拉斯比所推崇和使用的研究方法，可说是纯经验主义的方法。我们只要翻开他那两部著作的扉页，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一点。《十七世纪英国商人团体》的扉页上写道：“献给那些用实例教导我的人，他们使我相信，任何一种价值体系都难免私利与欺骗，人类历史上唯一能肯定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死亡。”《亲属关系与资本主义》扉页上则写的是：“献给那些易触犯人的经验主义者。”作为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格拉斯比是重事实而轻理论的。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实证才能了解真相，因为真相孕于细节之中；意识形态和方法论虽可层出不穷，但事实却永远不变。

为了重建商人家族的生活和活动状况，必须广泛地搜集历史文献资料并加以细致地辨析和处理。那些涉及商人及其家族活动的文献资料，既有公开的也有私藏的，包括统计数据、财产清册、遗嘱公证书、遗嘱、日记、传记、实录、法庭诉讼、信件、账簿、日志等，还可包括文学作品。历史学家首先应该充分地占有这些材料；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准确地把握这些材料的价值并认识其局限性，恰当地使用这些材料去说明问题。例如，有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有局限性，或许它是来自某个郡的，不见得就能反映整个国家的状况；或许它是取自某一小时断的，不一定能反映出整个历史时期的趋向。而且，单纯的数值并不就是推论，统计的数值又很难再现过程。此外，精神行为如宗教信仰就找不到量化标准。有些资料本身没问题但并一定很全面。历史学家在引用数据和图表时，若不承认或忽视这些不足，就会得出一些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不很慎重的结论。例如麦克法兰通过对埃塞克斯郡的牧师拉尔夫．乔塞林(Ralph Josselin)所存日记、赖特森对该郡特林村(Terling)为考察对象，都得出了近代早期亲属关系很微弱的结论①c。虽然不能说他们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但用这类个别材料来进行全局性的研究，说服力总是不强。对遗嘱的使用也要注意。遗嘱有多种功能，它主要针对财产继承,也常用来为未成年子女确定监护人，或为他们确定宗教信仰。一般来说，立遗嘱者总是想把自己的财产保留在家庭内部传给直系后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没有必要再列出其兄弟及侄儿们的名字了。因此，虽然很多遗嘱中没有提到亲属们的名字，但不能因此就说亲属的重要性已在下降。事实上，当直系后代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继承财产时，遗嘱人就会将财产转向旁系亲属甚至姻亲。若遗嘱人从未结婚或婚后无嗣，或子女已不在人世，那么亲属便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