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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2](p39)不管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史学派等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比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派(或英国新社会史学派)，都大力提倡这种史学价值取向，都设法使自身融入这股史学新浪潮之中。
从另外的角度讲，英国“新社会史”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是同时出现于西方现代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史学渊源。特别是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思想内核，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国内社会史研究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来自法国传统总体史思想的批判性超越。
从史学渊源的国外背景上看，英国传统社会史学的发展根植于法国亨利·贝尔的综合历史研究思想的启发。论者认为贝尔强调社会因素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因素之一，提倡研究社会因素是“历史综合”的基本任务。[3](p28)贝尔1900年创立《历史综合评论》杂志，标志着其历史综合理论的成熟，其宗旨是建立一种与传统史学迥然相异的社会史学。国外学者认为，贝尔所倡导的综合研究，更多的是从史学方法论上来强调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和解释历史，侧重点在于克服传统史学中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加强历史学与毗邻学科间的联系，避免与改变历史学研究中过分专业化、孤立化和碎化的倾向。[4]在贝尔思想的影响下，随之诸如J．B.伯里、E．F．马文和G．M.屈维廉等英国史家积极响应、倡议和筹措英国社会史研究实践机构，创立了社会史学派。①前苏联史学家兹韦耶列娃等认为，英国“社会史的确立，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历史知识部门单列出来，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史’概念运用于说明在历史过去中人们的生活和活动全部多样性的一些著作：如劳动和日常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的特点，物质和精神文化因素”。[5](p42)在英国，20世纪20、30年代，以自由派历史学家为代表，提倡创立总体史学的思想，开创了英国综合研究社会史的先河。随后，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对社会史领域的开拓，正是奠立和浸淫于这种学术基础和思想渊源。
如果说，贝尔的历史综合理论还只是间接渊源，那么同样根植于法国学术传统的年鉴学派第一、第二代领袖人物关于总体史构想(当然，即便是年鉴学派内部，关于总体史的思想与实践，也有很大不同)，则是促使英国新社会史学派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资源。事实上，随着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与学术环境的变化，英国社会史学确获新的生机，英国史学界也渐达共识，即构建整体史学，对历史进行综合与全方位研究，分析与揭橥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普遍联系及其存在意义。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术声望日见显赫的学者巴勒克拉夫指出，“今天迫切需要的不是专业化，而是整体化，因为专业化意味着繁琐”。[6](p20)这种史学认识主要基于对以往史学弊端与不足的反思得出的结论：史学研究应注重人文和社会总体的研究。这种传统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史学研究的重返人文传统趋势的兴起直接相关。早在1929年，作为法国年鉴学派总体史学的奠基人L．费弗尔和 M．布洛赫就提出，史学研究必须打破专业狭窄界限和门户之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最终实现人文科学的统一。[7](p219)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强调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即关于处于变动时间系列中的人的科学当时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而促使这种统一性形成的主要媒介是人的因素，“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2](p28)鉴学派这些观念和思想对英国史学后来整体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