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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对传播西方经济学都没有兴趣，倒是西方学者，特别是法国经济学家通过他们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吸取养料，丰富了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的清王朝以巨大冲击，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虚骄心态，在思想意识领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此中国人开始改变传统“夷夏”观念，具备初步的“世界意识”，认知到西方也有值得中国学习之处。
1871年，在容闳的多方努力和洋务大员曾国藩的支持下，清政府从福建、广东、浙江挑选了13岁以上的幼童30名留美，以后每年30名，4年计120名。到1875年，计划全部完成。这是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开始。随后，福州船政局和北洋水师也先后派出几批留学生赴欧洲留学。
但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层次、制度层次到文化层次不断提升的曲折的历史过程。晚清时期，特别是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仅仅认识到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落后，因此，政府派遣的留学生早期主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如留美幼童赴康涅狄格州，先入小学，而后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的专业主要是机械工程、开矿、造船、交通运输和邮电等实用型理工专业为主。
早期留欧学生也以培养造船监工和海军将领为目标。但他们中有人出国后却对西方的政治经济问题感兴趣，严复就是其中的最杰出代表，他回国后在1897——1901年间翻译了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译名《原富》。南洋公学译书院于1901-1902年出版。 1876年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研习国际政法制度的马建忠，是我国第一个到欧洲学习社会科学特别是商务专业的留学生。也是最早直接听过近代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留学生。1909年，中国在欧洲开始有第一个经济学也是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毕业，此人是留学德国莱比锡菲尔大学的周毅卿，他于1909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宁波商业经营的方式研究》。
直到清朝末年由于立宪运动的兴起，清政府才开始认识到学习宪政知识的重要性，加之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为进入梦寐以求的仕途及担任新式学堂教师，必须出洋深造。由于留学日本有路近、费省、文同等优势，加上有日俄战争后中国人对日本刮目相看的心理影响，从20世纪初开始留日成为一种留学热潮，所学专业也由原来的偏重理工转向以法政、师范和商科为主。
清末学习经济学的留日生虽然人数很多，但学术程度很低，大多在速成学校学习，升入高等以上学校的不多，没有一人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留日学生的主要经济学贡献有二：
一是引进了大量的经济学名词，使中国经济思想的表达形式开始现代化。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变迁路径与西方近代知识体系是由西方社会文化历史自然发生出来的诱致性变迁方式不同，它是一种典型的移植性变迁，是中外冲突融合的产物，是由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的产物，是中国一步步被拖入世界体系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这个传统的知识体系在清朝末年发生了断裂，中国固有学术向西式分科转型。这一点正如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lds）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所指出的：“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 也就是说，当今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不过是百年前形成的基本框架，“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今日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用来表达思维的一套语汇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国思想历史的各种学说、教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总之，由人们思维发生，独立于人们思维而又制约着人们思维的知识系统，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所拥有的那一套大相径庭。”
作为近代学术思想体系的一个分支的经济学在清朝末年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型的历程。在20世纪以前，即使是具备近代经济学视野的中国人探讨经济问题时仍然使用着传统的财政术语，如曾经留学英国的严复在1897-1900年译成、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仍然是用晦涩难解的传统经济学术语翻译近代西方经济学著作，如他将地租译为“租”，工资译为“庸”，利润译为“赢”，“国库卷”译为“司农钞”，“银行”译为“版克”，“货币”译为“泉币”，“单利”译为“简息”，“复利”译为“繁息”，“彩票”译为“阄博”，“货币制度”译为“圜法”，“通行税”译为“榷钱”，“财产税”译为“业产税”，“年金”译为“岁收”，“原料”译为“生货”，“制造品”译为“熟货”，“股东”译为“执劵主人”，资本译为“母财”，“固定资本”译为“常住母财”，“流动资本”译为“循环母财”，“劳动”和“劳力”译为“功力”，垄断译为“辜榷”，消费译为“支费”，自然价格译为“经价”，“生产力”译为“生财能事”，“报酬递减”译为“小还例”，“报酬递增”译为“大还例”，“分工”译为“通工易事”，经济学译为“计学”，重商制度译为“商宗”，“重农制度”译为“农宗”等。晦涩难懂的经济学名词大大影响了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由于留日学生为中国经济学界带来了大量“日本造”的经济学术语，20世纪初中国经济学论著开始几乎全部使用我们今天所习见的现经济学术语，如“经济学”、“劳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地主”、“封建”、“市场”、“交易”、“企业”、“工业”、“资本”、“投资”、“金融”、“证券”、“财政”、“财政学”、“地方财政”、“国债”、“公债”、“地方公债”、“外债”、“关税”、“专卖”、“预算”等，与严复的著述判然有别。由古老的中国型经济论述到近代的经济分析，是极大的转折和飞跃。在推动清末中国近代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转型方面，日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中国新知识体系中汉语“借用日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系来源于日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 20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新名词也大多取鉴于日本。
二是翻译了大量的日文经济学著作。清末中国人对现代经济学的引进主要是一条“道源西籍，取径东瀛”的道路。日本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学的近代化取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清末留日学生引入新的思想资源时所评述的：“这是一波没有陈独秀、胡适那样的文化明星却又影响广泛的译介运动，是前于五四的一次启蒙。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一连续体，不是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固然不像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不过它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它透过各种学门的基本书籍或是上自大学、下至中小学教科书，奠下了新的‘文化基层结构’”。清末留日学生在传播西方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亦应作如是观。据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我国所谓经济学原理书约38种，来自日本的就占了30种。” 至于由日本留学生翻译的日文应用经济学著作则更多。从总体上看“来自日本的经济学论著和译作、或以日文作品为其蓝本的中文经济学著述，在当时国人发表的具有近代经济科学意味的著译作和文章中，占据压倒性优势”。日本在清末充当了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的中转站的角色，留日学生取代外籍人士成为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主力。
由于1908年中美两国达成利用“庚子赔款”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协议，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出现大批官费留美学生。清末留美学生中学习经济学与商学专业的人数也比较多，仅清华学校1909-1911年间此类留学生就有18人。1905-1911年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留学生共有7人，其中就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陈锦涛和陈焕章。1906年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费雪（ Irving Fisher ）的中国留美学生陈锦涛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为中国第一个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他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