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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语言作为一个载体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某一国家的法律活动和法律文化，是各种文体中正式层度最高的一种。因此法律英语的翻译与其他文体的翻译也有着很大的差别。由于英汉双语之间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导致了翻译过程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为了缩小译文与原文的差异，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创造性在翻译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翻译理论中的所谓“可译性”（translatability），指双语转换中原语的可译程度，它高于方法论，属于对策论课题。可译性涉及的问题很多，如思维认识论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思维形式问题以及可译性限度。可译性指原文对等可译。“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涉及语言文字的结构特征、语言的模糊性、翻译的层次论，等等。一般来说，翻译中存在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相对的，语言的精确性和模糊性也使得这一矛盾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翻译实践中。在翻译过程中，针对这些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创造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创造才能跨越不可译，才能使得译文更加贴近原文而又符合当地文化及语言的特点。

二、翻译中创造性理论的提出创造性贯穿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没有创造性，人类文明就无法得到发展。翻译作为一项语际转换的活动，创造性在其中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早在公元前1世纪时，西方的翻译家就提出了一些关于创造性的初步的原则。贺拉斯作为罗马帝国初期著名的诗人和文艺批评家，坚持认为翻译应该活译，反对逐句硬译、死译和生搬硬套，翻译应该是“意义对意义”（senseforsense）。同时他主张在创作和翻译中不要墨守成规，必要时可以创造新词或引进外来词，以便丰富民族语言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翻译理论发展在当代出现了质的飞跃，其中对于创造性的翻译理论在美国翻译培训派文学翻译中得以明确提出。

三、法律翻译中的创造性法律英语是一种非常正式的文体，具有它自己特有的风格。英文法学著作、学术论文、法律文献、法律文件、合同和单据、契约、公约、法规、条约等语言风格跟现代英语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完全不同。同时法律也具有与生俱来的严肃性和严格性。在翻译体现“忠实”原则无疑成为法律英语翻译中所要遵循的首要理论。但是，忠实原文并不等于直译，更不是逐字逐句地翻译。忠实也离不开译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创造在法律英语的翻译中则可以弥补这种缺陷，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的适当运用可以使得译文更加贴切于原文意义以及语言、文化习惯。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论述创造性在法律翻译中的运用及其所达到的翻译效果。

第一，由于文化差异、文化缺省在任何两种文化中都是存在的，译者不能像创作者那样在不清楚时就避而不谈，译者只能运用各种技巧尽量地体现原文，如加注、增译、删减等各种手法。例如在法律英语中为了追求语意确切、论证周密，常常使用同义或近义词，但翻译成汉语时，有时可以删减，而省略不必要的重复。如breakingandentering译为“闯入”而并非“闯破并且进入”，any-matter,factorthing https://www.51lunwen.org/lawenglish/2012/0405/2059329219.html 译为“一切事情”而不是直译为“一切情况，事实或者事情”。鉴于英美法系在文化和习俗上与我国的现行差异较大，很多术语不能与我国常用的法律术语完全等值和几乎等值。对于这种文化缺省现象，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创造新词来弥补词汇的空缺。例如将“barrister”以及“solicitor”两单词翻译成“沙律师”“巴律师”这两个根据前两个单词读音创造出的词语并加上适当的注释，如巴律师，学院派律师（由四大律师学院培养），不与当事人直接交往，从沙律师处分得诉讼费，应沙律师请求负责案件相关法律问题和出庭辩护。这样一来，读者就既能清楚了解巴律师的职能，又不会将其与沙律师混为一谈了。

第二，灵活运用翻译方法律翻译中的运用十分广泛。例如，法律文书中常用的在其他场合已被淘汰或已不用的古词，旧词，如hereby,whereafer等，在翻译时，就没有必要选择古汉语与之对应，事实上，有时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词。

第三，创造性和忠实性的关系。翻译不仅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性很强的学科，所以创造性和忠实性有着极紧密的关系。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严复的“信达雅”就体现了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信，即译文内容要忠实于原文，达则表示文字要通晓明白，雅，表示文字优美。因此，翻译的创造性和忠实性是统一的，这种创造性是为了更忠实而服务的。只有在忠实的基础上有创造性，才是寻求更自然、更高层次的忠实。综上所述，在法律英语的翻译过程中，要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法律对等再现原语的法律信息。只有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进行法律语言再创造，法律语言的翻译才会真正具有较其他文体更多的严肃性、准确性和逻辑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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